储安平与(观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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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人认可的还是他的散文。关于自己的文学写作活动，储安平在他的小说集《说谎者》的自序中曾说过：“我最初是学习散文的。但是人的年纪太轻，人的感情太浮，这使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容许我写得出什么郁葱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惭形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③　
　　储安平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那时他是把散文看得比小说要难，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散文的地位好像要高于小说。他最初写小说在1931年春天，他写了一篇名为《春》的小说，1932年的春天他又写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他对小说发生了兴趣，在1931～1934年的四年时间中，他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对于这些作品，储安平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方面既无造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储安平1936年说过的话，他的这本小说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华的同学赵家璧为他安排的。　
　　《新月》时期储安平的散文不是很多，但在几乎所有评论《新月》散文创作或者编选《新月》散文作品时，储安平的散文都是不可少的。在散文的写作上，储安平可以说是《新月》的后起之秀，1984年，梁实秋和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就选了储安平的三篇散文，徐志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散文大家也不过每人选了四篇，可见对储安平散文的推重。储安平的散文很讲究辞藻，抒情的味道较重，深受徐志摩散文的影响，他自己在徐志摩逝世后写的悼文《悼志摩先生》中就说过：“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①（《新月》第4卷，第1期）对于储安平的散文，一位研究者曾做出过这样的分析：　
　　储安平的散文那么诗意葱茏，也应他深挚地领悟到了生命就像“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的这篇题目《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的散文，以缪塞那种“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式的语气抒述着从人生的流处知和悟解到的愁绪和苦况：因为“太聪明”，“感受力”太强，便深深地体验到“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的“痛楚”；但他写散文绝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表现他在这种人生况味中所感悟到的忧郁之美：“人生就是那样的Sentimental……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正是这种感伤和忧郁的甜蜜使得他虽备尝人生愁苦却又感恋着人生。《在豁蒙楼暮色》一文中，储安平更以一种灿烂的诗思表述了这种绅士的悟美感恋心性：他从南京的鸡鸣寺看到了“幻想中”的海光暮色，湖面被远山背后的反光照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黑暗，似亦心甘。”似乎那一缕美丽的夕光便能补偿黑暗天地所造成的各种人生缺憾，似乎人生的各种意蕴都能被那清新的惨白之美包容无疑。②　　　
　　第三节　早年的文学活动（2）　　　
　　1936年开明书店还出版过储安平的一本《给弟弟们的信》，也是一册散文集。在储安平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些散文，大体是怀人和抒情的。梁实秋在《新月散文选》的序言中说过：“《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而储安平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一个，虽然比他的前辈徐志摩、梁实秋等写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储安平的散文确实是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风格的，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人注意。　
　　1935年11月，储安平主编的文学杂志《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其时储安平大学刚毕业，时年26岁。《文学时代》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一共出了六期，常在上面写文章的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可见储安平在编辑方面的才干。储安平在1936年去英国采访，刊物也就停了。　
　　储安平曾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　
　　储安平后来一度做过《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笔。抗战军兴，随报馆迁往长沙。曾和冯英子先生一起在《中国晨报》共事。　　　
　　第四节　在湘西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很少见到什么文字材料。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　
　　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英国采风录》的自序中说：“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作因于离乱之中，每日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终亦写成了十章。”　
　　在这之前，他还在俞颂华做总编辑的科学书店出版了一本根据他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①　
　　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第五节　在重庆（1）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有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②中央政校当时在重庆南温泉，“渝社”的成员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当时他们对国共两面都有很清晰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这批人都在35岁以下，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论，但天真的想法还是免不了的。陈纪滢多少年后回忆起他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时说：“但天真的想法，总不能与事实和发展齐驱。就是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谁又料得到呢？我们只判断日本是败定了，怎么个败法谁也不知道。对于苏俄于战后将怎样对待中共与怎样对待国民政府，我们那时毋宁看它对我政府不会太坏。后来证明事前的看法与事后的距离相隔太远，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后对于一些政论家的预见，也只能聊备一格，仅作参考而已。”①这两次讨论可能储安平都参加了，他后来在办《客观》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过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与当年在“渝社”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储安平在重庆时曾参加过文协，那时他在《中央日报》，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②孙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记田汉”。其中说：“田汉这时正在贵阳图书馆，负责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则好有两位记者先生在那里，一位是贵阳中央日报储君，一位是大刚报黄君，我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热情我永不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倾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三千元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