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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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他的十垧地收了一半水稻一半稗籽。社员骂他，也骂我，有人甚至埋怨我：用一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当水稻技术员，是“依靠什么人的阶级路线”。
当时我顶住压力，让顾本产再干一年试试，他知道后双手拍着炕桌号啕大哭，只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也为信任他的人打一个翻身仗。
今年，从春天叠稻埂开始，他一条埂一条埂地检验，发觉谁叠的质量不行，就帮助一起返工；放水浸地时，他硬是跟在社员后面，把全部埂子又再抹了一遍；撒籽后，他干脆不回家了，在地头搭了窝棚睡在那里，让家人隔三四天送一些干粮。原来，他白天不敢跟其他水稻技术员争水，就在夜里放水，等其他水稻技术员上班前，他又恢复原样。夏季锄草时，他不光芟除了稻埂上的草，还顶着烈日整天在地里拔草。
秋天，他的十垧地一片金黄，没有任何杂色，连别的生产队社员路过看到了，也都啧啧交口称赞。
爱辉有一片好稻田的名声传到了县里，县农技站专门组织人来参观。今年因霜降灾害，全县水稻亩产都在300斤以下，可县农技站对他这片水稻地的估产在每亩400斤以上。
马绳脱谷机的出粮口哗哗地淌着，装袋的社员高兴地一个劲地叫：“快快，来不及了！”
顾本产站在一边，眼睛盯着我，脸上笑呵呵地。
可是他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我的表扬。
我什么也不说，我想起了有人曾上纲到政治上，指责我在“执行什么阶级路线，依靠什么人”。对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我没有私心，也用不着避嫌，只是在社员已经公正的评价声中，我不愿意再渲染成功，去刺激曾经反对过我的人。
我觉得如果说生产队也有“政治”的话，那与国家的政治是有所不同的，生产队的“政治”，不是用一股势力去压倒另一股势力，而是要创造出一种人人向上的宽松环境，最起码，要给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空间。
老吴副队长见我不言语，说道：“要是大伙都像老顾这么干活，就好喽！”
旁边一帮年轻人起哄：“年底评他个五好社员！”
几个老农笑道：“那还不如评他一等劳力呢！”
我笑笑，走了，但心里很开心：因为这个历史上有污点的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次得到了大伙的尊重。
正文 168、恋人之旅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8 本章字数：2002
1977年的春节特别晚，在2月18日。
这些日子，我和晓雁一有空就商量回沪的路线。
没有什么事比探讨如何回家更幸福了。
七年来，我在上海探亲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四个月；而且，从黑河师范重返生产队当生产队长后，又连着两个春节没回上海；更重要的是：今年该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已经都走了，只剩下我和晓雁俩人，所以，这不仅是探亲之旅，而且是俩人一路相伴的恋人之旅。
虽说我俩平时在一个知青点生活，但大家都很忙，顶多也就是她到我宿舍来取脏衣服去洗，顺便帮我打扫一下屋子，每天说不上几句话。这次，从黑河到北安、哈尔滨、大连，最后从大连乘船到上海，我们将在路上整整相伴五天。一想到这里，我和晓雁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
1月中旬，生产队的秋收打场、交粮分红全部结束。我和晓雁终于扛着行李，来到县城，登上了去北安的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路过西岗子一个叫“革命村”的屯子前，上来了几个上海女知青。
此时回城探亲的高潮已经过去，长途车上人不多，我和晓雁坐在后排，很不显眼。那几个上海女知青上来后用眼神扫了一下车厢，没发现我俩，见全是老乡，就毫无顾忌地用上海话聊起天来。
甲：“有一个上海知青看中我了，但伊是个插队的，格奈能好嫁拨伊呀？我格40多块工钿将来不是要全部贴拨伊啦？”
一听就知道，她们是在农场拿工资的。
乙附和道：“尽管是上海人，但是到啥格层次就是啥个层次的眼界，我情愿以后寻一个跷脚麻皮，也不会嫁拨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王晓雁听了朝我一笑：“听到吗？你就是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我也笑了，低声对她说：“反正我俩都是插队的，互不嫌弃。”
一路的旅程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浪漫。
北安到哈尔滨的火车上没有暖气，车厢里四处挂满白霜，我们靠在座椅上冻了一夜。
可能是着凉，晓雁的胃病犯了。在哈尔滨去大连的火车上，她疼得什么也吃不下，可怜地蜷缩在木板座位里。
火车上没有药没有热水，我不知如何是好，想站起来，让晓雁能半躺着舒服一些。
晓雁对我说：“不用，我这是老毛病，能挺过去的。”
好在这列火车上倒是有暖气，捱了整整一天一夜，快到大连时，她的胃疼稍稍缓了过来。
我对晓雁说：“我们买两张二等舱的船票吧。”
晓雁说：“那要二十多元一张呢，太贵了，五等舱船票才**元一张，还是坐五等舱。”
我说：“不行，五等舱我坐过的，是甲板底下黑暗的货舱。没有床位，每人发一条草席和一条毛毯，往地上一铺，白天盘腿而坐；夜里和衣而睡。劣质的烟味、难闻的脚臭、晕船的呕吐味……你的胃疼刚缓过来，肯定受不了的。”
我不想把这次本来应该的浪漫之旅变成一次受难的苦旅，坚持去买了二等舱船票。
这是一艘叫“长征号”的海轮，我特意看了它的示意图，二等舱的房间在甲板上，四人一间，窗户靠海透风。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豪华的旅行了。
买好船票，时间还早，候船厅里除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就我们俩人了。
我对晓雁说：“去市区逛逛街吧。”
我和晓雁一共四个大旅行袋，里面装满了东北的大豆、芸豆、瓜子、木耳和豆油，沉甸甸的。我们把行李交给这位中年妇女看管，出了码头，叫了辆三轮车去大连市区。
那时的人很单纯，尽管素不相识，但却相互信任。
三轮车行驶在街头，街旁不时有日俄时期留下的建筑群，给人一种异国情调；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的商店和五花八门的商品，就好像已经回到上海一样。
从零下三十多度的爱辉，来到只有零下七八度的大连，感到这里的气温暖和多了，风也湿润宜人。
习习微风吹起晓雁的长发，她仰头看我，病后初愈显得娇怜的眼神里透出满足和幸福。
下午四点半，轮船起航，同舱的另外俩名乘客是上海人，起劲地谈论着粉碎“***”时上海党羽设立指挥点，调集公安干警和民兵，发放**弹药，准备武装叛乱的事。
第二天，船入深海，风至七级，摇晃明显，摆在走廊里的桶撞得叮咚响。那两个上海乘客开始晕船，躺在床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晓雁也有点晕船。等她睡着了，我独自一人来到摇晃的甲板上。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翻滚着浪花，船尾翻起泡沫的海面上，有三四条黑色的大鱼，跃出海面，此起彼伏地在追逐。
我随着船身的起伏，享受着动感的愉悦，就像儿时轻轻荡起了秋千。
正文 169、疯女小红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8 本章字数：1996
三天后的清晨四点多，“长征号”轮船驶入黄浦江，停靠在公平路码头。
目送晓雁被她弟弟接走后，我叫了辆三轮车回家。
公平路码头离我家不远，从周家嘴路经海宁路、吴淞路，向右一拐，便到了嘉兴路44号的家，一切都那么熟悉。
说起嘉兴路44号，是有点来历的。
它是个日本风格的组合大院，位于四周石库门住房的中间，显得有点另类。这个院子是在二十年代初，由日本侨民建的一个当铺。
推开大门就是个院子，然后是一个走廊，走廊的两旁有三户人家，第一户人家里，至今还有一排齐胸高的柜台，估计是当年递送当物的。
穿过走廊，是一个带水井的天井，天井的右面有楼梯可上二楼。
天井的正对面是大礼堂，礼堂的梁上雕着各种花卉。礼堂的左面有一个小夹堂，夹弄尽头还有一个三角型的院子，那里有一个仓库，并有一个小门直通52号大院。
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了gmd警察的巡捕房，并把隔壁52号大院扩进来作为巡捕房的车库。
我家的窗口正对52号大院，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院里有一棵柿子树和院墙上有一棵紫滕。
解放后，解放军军管了公安局，44号就成了公安局军管会人员的家属院；52号则还住着几户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主要是当年在巡捕房开车的司机。
嘉兴路44号，可以说是我全部童年的记忆：春天从二楼爬上房顶放风筝，夏天在天井的井水里浸西瓜啤酒，秋天在52号大院的红薯堆上捉迷藏，冬天在三角院里翻跟头俯卧撑练身体……
自从**后，童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在这个天井里，我的父母被批斗带走；住在52号大院里的居委主任，每天隔着窗户对我们狠三狠四；而院子里有一个人当上了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天天戴着红袖章面无表情地昂头从我家门前的走廊走过。
这次我回上海，发觉44号院内物是人非，楼房还是那个样，氛围却大大不一样了。父母恢复了领导岗位，居委主任那张脸又变得笑容可掬，而那个造反派头头，每天下班低头匆匆穿过走廊后，便呆在屋里再也不露面了。
母亲对我谈恋爱的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闲谈时讲起她单位里一位同事的伤心事：
母亲这位同事姓张，女儿小红和我同龄。**初期，小红的父亲被造反派拉到单位里去隔离审查。
一天，造反派打电话通知张阿姨到单位里去一趟，说她丈夫畏罪自杀。
张阿姨不相信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