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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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氏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14】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间，二人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当年那位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于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傅氏今日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了。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各自内心的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15】。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最终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16】
第一部分 第8节：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3）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傅的延安谈话，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交往的关键内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那位往昔的影星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部大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过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几幅墨迹作了见证。
第一部分 第9节：延安归来（1）
延安归来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中共机关所在地，寻找早些时候陈寅恪所托的林伯渠与范文澜二人，顺便看望了久别的弟子刘耀（尹达）。刘氏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殷焕璋等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军兴，刘耀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老范（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而言，此时相见，确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摇荡。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每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了眼前的形势和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政治地位，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达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17】。其结果是，尹达颇感惊慌，傅更是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曾致信傅斯年，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并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18】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高原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老范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在校期间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19】。范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于1939年10月辞却教职索性跑到延安并很快受到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赏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写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勾，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做矢镞。〃
傅斯年来延安之前，与住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所请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还是不难办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20】。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傅斯年是否见到了林伯渠，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只是缺少可查的资料，不便妄加猜测。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氏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