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全译-第19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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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