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 -莱温斯基在中国大陆唯一授权传记-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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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美梦突然之间被惊醒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告诉她，由于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所作的证词，她必须在宣誓的情况下就他们关系中的性方面作一份证词。不仅如此，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还希望在莫妮卡回答有关怎样、何时、何地、为什么为总统口交的细节问题，以及谈论他们性关系的其他细节时使用摄像机。似乎，这就是他四年调查的结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表面上，这个主意背后的理由是，它可以使莫妮卡不必忍受在大陪审团面前谈论这些事情的痛苦。录像证据一般在涉及小孩子，尤其是强奸或性虐待的案件中使用。然而，在那些案件中，录像证据只在关闭的法庭内播放，而且是绝对保密的。但是在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提交他的报告和18箱支持材料时，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被印了出来。
斯塔尔的性录像带本身也可能向公众公开——毫无疑问它会成为一件畅销品——的想法给莫妮卡带来了最深的痛苦。即使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勇气和恢复能力也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伤害。“它会是对我灵魂的完全、彻底的破坏。”她说，“我认为我永远也无法从中恢复过来。我试着少去想这件事；我能够应对它的惟一办法是把它放到一边。正如我继叔杰夫所说，拒绝被低估了。”
录像的主意最初被提出来时，她咨询了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一开始他对她说，他不认为录像带证据有什么真正的问题。然而，随后他再次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这个程序是没有必要的。相反，伯尼·莱温斯基在得知这个提议后毫不犹豫地谴责了它。“我说，作为她的父亲，我认为这是下流的，错误的。”他说，“这是病态的。”
虽然录像的主意被取消了，但莫妮卡依然不得不在两名女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面前详细陈述他们的每一次性交往。这次作证——她认为在根本上是反女性的——最让她愤怒的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声称，总统有关他们性关系的证词与莫妮卡的有很大出入。然而当他的证词公开时，一切变得明了，他的证词基于性关系的严格法律定义，与他在葆拉·琼斯案件中的辩护是一致的，而且施展语义学诡计避开了对与莫妮卡性关系的陈述。无论如何，由于她已经回答了大陪审团有关他们关系性方面的问题，莫妮卡觉得这次进一步的作证是多余的。
8月26日，她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这次作证，这也许是最可耻的一天。有一次，在被迫讲述为总统口交的情况时，莫妮卡对两位检察官说：“我无法相信我父亲有一天将不得不听到这些。”她们向她保证，她的证词不是必然会被公开。随后询问继续——“谁拉开了谁的拉链？”“他在你的胸罩下面还是上面抚摸你？”“他把嘴放在你的胸部还是胸罩上？”……痛苦的两个小时。作证结束后，莫妮卡回到家，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试图洗去她的羞愧和耻辱。“我觉得很脏，就像我在感情上被强奸了一样。这真的很恶心。”
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尽快离开华盛顿，这个玷污了她的城市。然而，斯塔尔的副手们不愿让她离开，以防他们需要她复习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当他们终于同意她离开几天时，他们要求知道她会去哪里。莫妮卡认为这和他们无关，拒绝了告诉他们。最后他们让步了，但他们说，他们只是想知道，她是否会去玛莎岛的葡萄园附近的地方，克林顿一家人正在那里度假。这时候卡切里斯插了进来，笑着说：“是的，她打算去找维农·乔丹要一份工作。”
创造历史但未改变（7）
事实上，她确实去了新英格兰——尽管不是去玛莎岛的葡萄园——在那里，她与她母亲和在家度假的彼得·施特劳斯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珍贵的时光。然而，仅仅四天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就打电话告诉她，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命令她回华盛顿听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这是我一直害怕的时刻。”她说，“我不知道如何应付它。整件事让我十分紧张不安。除了坐牢，特里普录音带的公开是我最痛苦的梦魇。”
9月3日，莫妮卡和她的律师雪妮·霍夫曼到达华盛顿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开始了听她和特里普之间20小时对话的“曲折”历程。整整三天，她都坐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密闭房间里，听录音带的副本，同时更正和突出他们想要删除或编辑的记录和个人评论。对莫妮卡来说，“它是羞辱的，痛苦的，它真正地打开了我对琳达·特里普的仇恨和愤怒之泉。它唤醒了我对我自己和我说的那些愚蠢的东西的怀疑。那里的废话比有内容的东西多得多——一半的谈话是关于食物、购物、肥胖和其他愚蠢话题的。即使有关总统的内容也只是我在发牢骚”。有一次她开始大笑，并对与他们一起听的卡琳·伊莫古特说，她无法相信调查基于如此琐碎的废话。
然而，有一个人对它的态度十分严肃。当莫妮卡坐着听自己向特里普抱怨那个“坏家伙”时，总统在爱尔兰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它是无法辩护的，我很抱歉。”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道歉，莫妮卡当然没有听到，因为她正在仔细地听着录音带。
她听得越多，也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1月琳达·特里普第一次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时，她向他们提供的，是有关1997年10月、11月和12月发生的事的一个高度变色的、仅仅部分的版本。许多重要的谈话——特别是有关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谈话，它清楚地显示，这位律师在莫妮卡卷入葆拉·琼斯案件之前就一直在帮助她——不在那儿。
关键谈话似乎被遗漏的事实使她怀疑，特里普有可能处理过录音带，删掉了某些关键谈话，特别是为了让莫妮卡余下的评论显得更戏剧化，更具阴谋色彩。莫妮卡“坚信琳达·特里普在与斯塔尔见面时误导了他们。我从她的证词中看到了这一点。她正好扭曲了一切，使它们显得比本来的样子阴险”。
在听录音带过程中，同样让她既震惊又烦恼的是，牵涉到维农·乔丹的证据非常之少，而特里普的观点——比如有关凯瑟琳·威利的——常常与“谈话要点”吻合得相当好。她认为，斯塔尔和他的副手们仅仅通过听录音带就应该已经意识到，她和特里普的谈话反映了“谈话要点”备忘录中讨论的问题，从来没有第三者——比如一名律师——卷入其中。
然而，最让莫妮卡担心的是，她说了一些伤害自己家人的话，他们有可能听到这些话的想法让她近乎疯狂。确实，她觉得自己如此丑恶和羞耻，于是当这个过程继续时，她不想再看身边的那些人，甚至不想和他们说话。“我觉得很恐怖——我无法相信我的话，我关于我爱的人说的那些愚蠢、残酷的东西。我十分担心我会毁了每个人的生活。”在比较低的程度上，录音带中显露出来的她的个性也让她感到烦恼：甚至检察官也无法相信，和她一起坐在房间里的这个女人就是录音带上的那个女人。
这三天中的最低谷是她被迫听自己在电话中向特里普哭泣。“我流下了眼泪。”她承认，“我已经忘了这个关系使我陷入了多大的痛苦。我只是无法相信，有人会如此残酷地录下那种痛苦。”
除了不得不忍受由听录音带引起的痛苦感受，莫妮卡还必须面对检察官们从她电脑的硬盘中得到的文件。这些是她在1997年圣诞节前那个疯狂的时期写给总统的信，大部分没有发送出去。不满足于蹂躏她身体的斯塔尔的副手们现在正在侵入她的精神。他们已经揭开了她的性生活，解剖了她的性格；现在他们想要仔细检查她的灵魂。这是一种过分的侵扰。莫妮卡开始哭泣，随后冲着伊莫古特尖叫：“这是完全错误的！你难道不知道，别人是不允许读这个的吗？”她的律师雪妮·霍夫曼同样很愤怒。面对如此的愤怒，伊莫古特向他们保证说，这些文件会被锁起来，并指出，它们也许不会出现在最终的报告中。
自从得到豁免以来，公开证据的问题就一直折磨着莫妮卡。甚至在她签署豁免协议的当天，她就希望得到斯塔尔的书面保证，他们同意编辑或删除私人内容，尤其是有关她家人的评论，这些与调查无关。虽然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莫妮卡的律师向她保证，这不会有问题。
在所有那些泄露事件发生后，她不再相信伊莫古特的保证，所以当她8月26日提供她的“性”证词时，她把它看成是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她希望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给她一份书面协议，保证她家人的隐私——已经剩下不多了——不受侵害。她的家人同样很渴望得到这份协议。莫妮卡写信给斯塔尔，请求他公开的内容尊重她家庭的隐私。他没有屈尊答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海德也没有答复，她在委员会作出向公众公开特里普的录音带的决定前以类似的笔调给他写过信。（讽刺的是，公众对斯塔尔报告过分渲染的、渴望的、甚至色情的风格的激烈反应让国会极为震惊，于是司法委员会命令特里普的录音带在公开前必须接受严格审查。）
创造历史但未改变（8）
最后，在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提交报告那一天，检察官们和莫妮卡的律师们聚在一起讨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删除方案。比如，斯塔尔原来希望列出莫妮卡所有爱人的名字，以建立她与总统证词相比的可信度，但最终，国会删去了他们的名字。
当案件终结之时，莱温斯基只是一位无助的观众。在这份长达453页的报告中，斯塔尔最初受委托调查的白水土地交易丑闻仅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