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八:汉武的帝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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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
　　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
　　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
　　4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
　　5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淮南王刘安，自杀国除，罪名谋反；衡山王刘赐，自杀国除，罪名谋反；济川王刘明，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燕王刘定国，自杀国除，罪名淫乱；齐王刘次昌，自杀国除，罪名淫乱；江都王刘建，自杀国除，罪名谋反；济东王刘彭离，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越货；常山王刘勃，徙房陵，国除，罪名不守礼法；
　　济北王刘宽，自杀国除，罪名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
　　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
　　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
　　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
　　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9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真为了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