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巴金--巴金最后23个春秋-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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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迟。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我只看见眼前这样一个人。他坐得那么安稳，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缈小的。’……”
巴金读到这里落泪了。因为这篇稿件让他在二十多年以后重温，心情竟然是沉痛的。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的彭德怀司令员，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也和自己一样遭受过非人的待遇。想起彭德怀在那场风暴中的惨死，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反而是一个幸运者了。
巴金现在想起来，当年他把那篇文章写成后，又应邀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巴金又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再次听这位湖南籍将军讲的话。他晚上回到驻地，又把前天晚上写好的《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稿进行了补充。他把今天在会上听到的彭德怀讲话，加入了前一篇文章。他认为这样才让文稿更加丰富了。巴金并不是简单从事的人，为了慎重，他又把这篇文稿交给身边的同志们传阅，征求意见以后才交给新华社的同志回国内发表。
让巴金十分意外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写的稿子，居然惊动了战事繁忙，军马倥偬的彭大将军。巴金更没想到彭德怀会给自己写来一封亲笔信。原来彭德怀是看到新华社转交他亲自审阅的稿件后，才决定向文章的作者说几句话的。他希望巴金对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怀这样写道：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巴金很感动。他没想到彭德怀会如此谦逊，如此虚怀若谷。他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所以马上就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订正。
“我要振奋起来，一定要利用幸存者的有限时间，再给读者们做一点事情。我要重新拿起笔来，写一些我熟悉的人和事，”巴金想起他在受到“专政”期间，就是因为这篇题为《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曾经受到造反派无数次的质问与刁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篇几千字的文稿还被造反派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批判。上海一张报纸上还刊载了一篇《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的文章，就是直接对巴金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而来的。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4）
有人甚至说他是在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涂脂抹粉！在那漫天乌云散尽之后，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当年在战地写下的稿子，是一种自豪！他能够有幸为彭德怀这样的当代英雄大唱赞歌，莫非不是一种骄傲吗？
也是在那些被退回来的查抄之物中，巴金看到了他当年在朝鲜归来写的小说稿《三同志》。这无疑也是一篇来自真实生活的作品，那是巴金在朝鲜战地采访和“深入生活”过程中，从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群像中发现的先进典型。
从朝鲜回到上海以后，他用一个月的时间，醮着泪水用笔写下了这篇《三同志》。然而，由于“文革”前夕他的社会活动过于繁忙，所以始终没有时间加以润饰及修改。这样，《三同志》便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现在，巴金把这历经劫难竟没有丢失的《三同志》反复看了一遍，他忽然感到这应该感谢那些来家里查抄的红卫兵小将们了。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在“文革”中他也许早把这样的稿子付之一炬了。而《三同志》居然幸免于劫，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1）
武康路13号在1977年盛夏将临之时，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
巴金感到他又像建国初期那样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知道写小说和翻译别人的著作大不相同。写作要有灵感和冲动，否则他笔下便不会涌现文彩辉煌的文字。在过去十多年里，巴金已经绝少在心中产生这样的冲动了。创作欲望随着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精神打击已变得黯然失色。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文艺作品也不想看，因为那时的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江青允许出版的几本。除了《红岩》尚有一定的文学品位之外，绝无仅有的几本小说，大多参杂了“文革”时代特有的“假大空”文风，那样的小说即便勉强他读下去，也会让人如同嚼蜡、兴味索然的。
而今巴金是从《三同志》的旧稿中，又一次品味到五十年代那场战争的硝烟气味。他心中的创作冲动在与日俱增着，巴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从消沉与悲哀的心态中挣扎和解脱出来。只有自己重新开始写作，才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亡妻萧珊。他究竟写什么呢？“文革”时期他是没有生活感受的，即便有生活，也大多是灰暗色调的东西，善良的巴金不希望在他的笔下过多再现那些阴暗面的作品。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一时期相当盛行，不过巴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赶时髦的“过往云烟”。他这一辈子的写作宗旨，始终恪守不写则已，一但动笔他就必然要写自己熟悉和感人的东西。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巴金才感到他有必要对“文革”前写的这部《三同志》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改了。他太留恋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生活经历了。他现在越加感激当年自己受命前往朝鲜前线的历史，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光。
“离开平壤的那个夜晚，同志们都上车了，我还站在文化宣传省的门前，我最后一次望着对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苏军解放朝鲜纪念塔和牡丹峰国家剧场炸毁后的门墙还看得见。一层朦胧的银白色笼罩了整个平壤城，牡丹峰下面的白色中闪出来几点灯光。对这英雄的城市，这美丽国土和这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我真愿意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可是嘎斯车戴着我们缓缓向下面的市街驶去。穿过那些砖瓦堆，穿过那些断墙残垣，经过那些颜色鲜明的衣裙、头上顶着包袱的朝鲜女人的身旁，经过那些矮小，简单的店铺门前，我们的嘎斯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被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
巴金的思绪又找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同样写于朝鲜前线，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短文《平壤，英雄的城市》，现在就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想重新修改《三同志》的时候，必须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字纪录。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巴金的藏书仍然没有不允许拆封，所以，巴金就只好设法在上海图书馆里寻找他从前笔下出一的朝鲜。
那时候图书馆所有藏书都还不能公开对外阅读，巴金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想读的资料。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竟然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前，再现出他当年在朝鲜的经历。那无疑都是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记忆！
巴金静静伫立在小楼的落地窗前。面对着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在想他早年在朝鲜会见金日成的片断。他和他的创作组成员在平壤只住了4天。和金日成见面竟然是在一间没加修饰的普通房间里，穿着马裤和军衣的朝鲜人民军领袖，就在这里工作，他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和巴金等人谈了一个多钟头。金日成说的话，在事过多年后巴金已经无法记得了，他现在仍有印象的是金日成那年轻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是自信的微笑，他笑容里似乎有一种凭任何力量也难以转移的坚定意志。巴金知道金日成和彭德怀一样，也让他心中感动和激动过。也许正因为他和这样的伟人有过交谈与会见，所以才让巴金对朝鲜、对那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必胜的信心！
事过几十年以后，留在巴金记忆中的金日成还像当年一样鲜活，一样栩栩如生。他现在只记得金日成说过的一句话：“朝鲜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我为什么不能把朝鲜的英雄人物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呢？”这是巴金站在小楼上沉思多日才发出的感悟。巴金在修改《三同志》的过程中，才感到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因岁月的磨励而消失贻尽了。批斗与游街，艰难的干校生活，以及家庭的变故冲淡了他心中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他在朝鲜的生活，大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他想改好《三同志》，至少还要重新回顾和沉思。巴金决不是急于求成的作家，他每写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要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与构思，在对人物完全了然于胸之前，他是决不会轻易诉诸笔端的。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脑际中一直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有一天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家》《春》、《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