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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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葛兰、柯枝和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古里。但是，他们几次绕道而行。
王景弘和侯显短暂地访问了暹罗、满剌加、苏门答剌和锡兰。郑和在锡兰给
一座佛教寺院上了供物；这件事又刻在 １４０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的碑上，作为纪念；
它用了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可是，当他在 １４１１ 年从古里返回
时，锡兰王亚烈苦奈儿想劫掠船队。经过一番大战，郑和的军队战胜了僧伽
罗人的军队。国王被囚禁，他和他的家属于 １４１１ 年 ７ 月被带回南京。永乐帝
释放了他们，并准许他们返回锡兰。②
第四次远征从 １４１３ 年秋延至 １４１５ 年 ８ 月止。这一次的船队有 ６３ 艘大船，
２７６７０ 人，航程比前几次都远。在访问了占城、急兰丹、彭亨、爪哇、旧港、
满剌加、须文达那（苏门答剌）和南渤利以后，它又越过印度洋到了锡兰、
柯枝和古里，然后又继续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以及其他许多新地方，其中包
括马尔代夫群岛。它的一部分船队可能驶往哈德毛海岸和亚丁。一部分船队
又驶往榜葛剌。归途中在苏门答剌停留时，郑和又一次卷入了当地的权力斗
争中去。他的命令包括讨伐当地的僭位者，这位僭位者杀害了合法的国王；
僭位者被打败和俘获，并被带回南京处死。在这次远征返航之后，自占城至
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和麻林等共 １８ 个国家遣使到明朝廷并纳贡；这一事实标
志着永乐帝在国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①
第五次远征在 １４１７ 年秋天启程；郑和受命把上面 １８ 个国家的使臣护送
回国，他在 １４１９ 年 ８ 月返航。这一次航程甚至走得更远。中国船队第一次访
问了东非海岸。郑和再次带回了许多外国使节；他们在 １４１９ 年 ８ 月受到皇帝
的接见。他也带回了中国船队访问时各国统治者向明朝皇帝进献的各种奇珍
异宝。它们包括狮子、豹、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羚羊、长颈鹿以
及其他怪兽。看来，那些正回国的使节们目睹了皇帝初睹长颈鹿时的喜悦心
情，已经把他爱好异国情调的言词传扬了出去。①
①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长沙，1938 年；重印本，台北，1962 年），第 1 — 3 章。
②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第 6 — 9 章；富路特：《再谈永乐大典》＇188＇，载《不列颠和爱尔兰皇
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学报》，10（1970 年），第 17—23 页。
① 关于对蒙古的诸战役，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01＇，第 5 — 8、11 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
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 年》＇458＇（布鲁塞尔，1967 年），第 1 章；王赓武：《明初与东南
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547＇，安东尼？里
德选（新加坡，1981 年），第 47—55 页；罗塞比：《从 1368 年迄今的中国与内亚》＇433＇（纽约，1973
年），第 23—44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6 章各处，以及傅吾康：《15 世纪初期中国对蒙
古的远征》＇170＇，载《汉学》，3（1951－1953 年），第 81—88 页。
① 从《太宗实录》＇380＇中所见关于永乐时期与蒙古诸部落的关系的官方记述，见羽田亨和田村实造编：《明
第六次远航的命令在 １４２１ 年 ３ 月发布，为的是送回那些在中国羁族多年
的外国使节。这次船队包括 ４１ 条船。和前几次一样，这一次的远航在抵达苏
门答剌以后也分两路。郑和在 １４２２ 年 ９ 月回到了南京。一部分船队访问了忽
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和不剌哇（在索马里沿岸），还访问了马
尔代夫群岛以及锡兰、古里和柯枝。这一次又有许多使节随船队来到中国。
１４２４ 年初皇帝下令郑和再次泛海，这次是去旧港，在这里设一名中国官员。
但是皇帝死了，这个使命改交给了另一个人。在以后的七年内，中国水军提
督中最大的为南京的守备，水军政策被搁置一旁。
郑和的这些远航背后的目的实现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们是要寻访建文
帝，那么，它们猎取的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并且失败了。如果这些壮举是意
在扬永乐帝的声威于殊方异域，在于显示中国的兵力，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
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参加朝贡系统，
那么，它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
而充分加以利用。他们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明
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在朝贡的名义下做发财的生意，这机会使得外国使
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了贡品来到中国。
这些远航带回中国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异国产品，而且还有大量的更加
世俗的产品，首先是香料。对这几次远征的经济影响很难做出估价，主要是
因为它们是由宦官组织的，而且由宦官机构出资，没有留下总开销的记录；
尽管一些认真的士大夫反对这种做法。②虽然明朝廷能够从这些远航中得到大
量珍宝和异国奢侈品，它们也只有皇帝和他的朝臣能亲眼一见；它们很少进
入市场。这些派朝贡使团的外国不仅得到高价，而且有机会在京师出卖私人
的货物，图个厚利。但是就朝廷而言，在这种交往中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郑和在不到 ２０ 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半个地球，把明帝国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
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 １５ 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①
新的京师及其行政
作为这些战争和外交使命基础的战略考虑还导致永乐皇帝承担起另一个
庞大的任务：逐步地把他以前为王子时的封地和一度为元朝大都的北京改造
成明帝国的新的京师。这项改造工作包括在北京进行巨大的重新规划和建
设，以及影响整个中央政府的全面的制度调整。②
明帝在北京建立新都的动机只在皇帝的文告和朝廷官员的陈述和奏议中
含糊地暗示过。这些动机肯定与他登基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关。洪武帝对
其南京的京城已表示过不满；它离帝国边境太远，在他统治末年，他已在考
实录抄：蒙古编》＇198＇，载《明代满蒙史料》＇496＇（京都，1943—1959 年），第 261—557 页。
② 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载《明代满蒙史研究》，第 82－84 页。
① 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368—1884 年》＇165＇，载《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
布里奇，1963 年），第 209—210 页。
② 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洛温塔尔英译，载《研究丛刊》，A 集，1（成都，1947
年），第 23—29 页。关于在这个时期与瓦剌蒙古人的关系的官方材料，又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
编》＇413＇（乌鲁木齐，1982 年），第 17—42 页。
虑迁都北方。在这一方面，永乐帝定都北京的决定可以被视为解决了他父亲
的困境。但是这项决定也反映了永乐帝的认识，即北方是他个人的权力基地，
他在叛乱和登极之前已经为保卫东北边境或征讨蒙古人而经营了多年。①
他的权力和取得支持的基地位于北方而不在南京，他对南京颇为陌生。
所以他自然需要一个便于巩固其帝国的国都。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作为一个
经济中心，它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它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永乐帝认为那里
是最易遭受攻击之地。这些考虑曾促使他父亲想迁都北方，也同样为永乐帝
自己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最后，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北京优于其他一切地方；它既可充当对
付北方入侵中国的堡垒，又可以作为支持皇帝在北方执行扩张性政策的一切
活动的中心。另外，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北京似乎是能够充分供养大批戍
军和大量平民的北方的唯一大城市，通过把北京定为京师，永乐帝就能够部
分地实现他建立一个扩张的和外向性的帝国的幻想，这个帝国包括边陲和内
地，既有汉族人，又有非汉族人。因此，地处战略要冲和曾为两个非汉族帝
国首都的北京就明的新都来说似乎是实际的和顺理成章的选择。②
对永乐帝及其辅弼大臣来说，改造北京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同时也
给黎民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元朝的某些城墙和宫殿虽然完整无损，但是
城市的总格局必须变动，大部分兴建的新工程都要满足永乐帝的具体要求。
由于这个区域缺乏一个能满足需要的经济基地，北京城就得依靠从东南各省
用船运输的大量粮食和供应。军事组织必须改组，以处理经济资源的这一全
面的再分配。机构的安排尤其需要改变；这样就影响了南京和帝国其他各地
的官署。迁都北京之举肯定是明代进行的最复杂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帝国计
划。
在 １４０３ 至 １４１６ 年期间，某些机构已开始作适度的调整，重大建设的初
步计划已在制订。１４０３ 年 ２ 月，永乐帝正式授给此城以北方京都（北京）的
地位。他派他的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去治理新都。他还在北京设
行部，以监督六部新分支官署，国子监和大都督府分署的工作。他把北京的
京畿府改名为顺天府。这一变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因为它把永乐帝与
他父亲联系起来，后者早在他崛起时已把南京的京畿府命名为应天府；这样，
这个篡位者重申了他合法继承皇位的权利。①
１４０４ 年，永乐帝迁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至北京，以增加京畿的人口。１４０５
年，他派三子朱高燧负责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