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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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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谋略受到他的一个同僚高拱的批评。
作为政治家,高拱属于不同的集团。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度过多年以
后,他看透了高层的手段,并切望运用他的学识。他也已聚集了一批追随者,
一个官员的小团体,这些官员由于以前的交往尊重并遵从他,当作他们的指
导人。而且,在被任命为大学士之前,高拱曾经担任太子即现在的皇帝的侍
讲。这个背景使他能够与徐阶争夺对内廷的控制。
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
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高拱情
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甚至也
不担忧。由于这些原因,他是科道人员的当然敌人。他认为他们小心眼,碍
事,各自抱住职位去保护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往利用弹劾手段报复那些威胁
他们利益的人。
1567 年春,高拱被几个御史弹劾。他合乎情理地怀疑弹劾是徐阶策划
的,并怂恿他自己的一个追随者控告徐阶在担任嘉靖皇帝的顾问时,曾经阻
挠选定隆庆皇帝为太子,显然希望在皇帝和他的首辅之间煽起怨恨。于是两
人都受到批评。如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那样,徐和高同时以健康不佳为借口
退居在家。实际上,他们是把他们的争端交给皇帝仲裁。但是,皇帝随后的
诏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心。两位大学士都被敦促恢复视事。
在这个案件最终了结以前,有许多指责高拱的文件呈递上来。这位皇帝
以前的讲臣据说“奸险”、“不忠”。比较温和的控告要求他去职;更加敌
对的控告要求将他处死。控告者不但包括科道官员,而且包括北京六部的官
员和南京机关的一些官员。总计上呈了 28 份控告他各种罪行的奏疏。1567
年 6 月,高拱被迫告退。
一年以后高对徐阶进行了报复,而张居正在这一密谋中起了重要作用。
张是次辅,是高拱多年来的密友。和高一样,他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有长
期经历。和高一样,他也当过隆庆皇帝的讲臣。而且在应当如何指导帝国行
政方面,他和高拱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当高急切从事而直言不讳时,张
却以沉着谨慎而闻名。他情愿等待时机。
1568 年夏,高的机会来了。徐阶遭到一个给事中指责。主要的指控和边
境防务有关,但也重新提到嘉靖皇帝的遗诏。徐阶被控利用遗诏暴露已故皇
 



帝的缺点。因为指控者与徐有私怨,而不是代高拱行事,这位大学士不很警
惕。他当然请求皇帝辨明自己无罪;同时他提出辞职,满心希望皇帝将要求
他留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张居正指示票拟隆皇庆帝诏书的官员接受他的
辞职。
徐阶刚退职,态度温和的李春芳就成为首辅。张居正又等了一年半才采
取他的下一步骤。1570 年早期,一场朝廷的争论迫使吏部尚书去职。张与皇
帝亲近的太监们商议,商定召回高拱当次辅并兼任刚空出来的尚书职务,这
是一个临时的步骤。张与皇帝私人工作班子的紧密联系这时很少引起注意。
高拱回朝以后,做了一些后来玷污了他的声誉的事。他立即惩罚那些反
对过他的御史和给事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悄悄离去,而高拱以他作为吏部
尚书所掌握的权力在重新安排其余的人方面并无困难。这时,司礼监的太监
们成了皇帝的代表,张居正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高和张已经形成的合
作关系把帝国政府最高层的几个部门结合了起来:内阁和各部,政府的科道
部门以及编撰-教育部门都在这两位大学士的控制之下。
李春芳于 1571 年夏退职,使高拱当了首辅。但是即使在这以前,高也已
经脱颖而出,成为隆庆皇帝朝廷的支配人物。
朝廷非常需要一个领袖。几年以来这两位大学士竭力填补这个空缺,并
竭力使被动的官僚们有一种管理的意识。当杨博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时,宣布
了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从此以后,兵部的高级职位只给予有军事经验的官
员;他们不参加一般职务的轮换。此外,边境地区今后由中央政府定期视察。
当黄河泛滥并使大运河上的运输中断时,研究了建造一条向东的平行水道的
建议。同时,进行了把从南方船运粮食转到海路的航程试验。在为地方职务
选拔有才能的人方面,高拱和张居正是最擅长的。
已经镇守苏州的戚继光,受到鼓励为其他防御基地提供样板。任命张学
颜为辽东巡抚和李成梁为他下面的总兵,对不肯安静的东蒙古人准备了一个
有力的答复。调能干的将领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和山西军务,证明甚至是
一个更大的成就。正是王崇古诱导俺答接受了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同时,
殷正茂当广东提督,一再打败了他地区内的造反者,还有海盗和土著居民。
虽然不引人注意,这些行动却在几十年的失败和挫折之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
满足和希望。高拱管理政府时,使用特殊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从来没
有试图系统地改革官僚政治。本朝的官修史书引述了他的话:“吾捐百万金
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
的。两人都有才华,两人在同一竞技场内为个人的权势而竞争。张是否打算
利用高为自己扫清场地仍然不能断定。但是,尽管他们有相同的见地,他们
在气质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也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同样,高拱易于让暂时
的成功吸引住他的注意力,而张居正的眼光是深远的。因此,张最终占了上
风。
当时的资料列举徐阶事件的后果作为导致这两个人之间的分裂的主要原
因。高拱回朝以后,任命一个心腹为苏州和松江府的监司,辖区包括徐阶的
家乡,专门告发这位退职的首辅和他的亲属。高拱的代理人在搜集不利于徐
的亲属的证据方面没有碰到困难,他们大规模地放高利贷,并通过欺诈和恫
吓兼并农民土地。他逮捕了徐阶的三个儿子,并建议籍设徐家的财产(据说
包括 60000 亩土地)。徐阶只能预料,也必将给予他某种惩罚,死刑也并非
不可能。这时张居正居中代为说情,因此高拱同意减轻惩罚。但是他后来相
 



信了谣言,张因为接受了 30000 两银子的贿赂才代徐恳求。这种说法出现在
他们的交谈中,对这种说法的争论把他们永久地分开了。
正在这时,在 1576 年夏,隆庆皇帝死了。徐阶和他儿子的案件暂时被搁
置一边。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对抗的时机成熟了。有一种记载说,高当首辅
时,一个太监带着继位的冲龄皇帝的口信走近他,他以一个问题作出反应:
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 ①这句话反映了他对于通过太监接到的口头命令
的真实性的怀疑态度,但也可以被解释成对皇帝的诽谤。他的话的含糊性给
了掌司礼监的大珰冯保方便,冯是高拱的敌人,却是张居正的亲密朋友。冯
在和张商量后,把高的失礼的口气夸大到了煽动性的乃至谋反的程度,并将
其向年轻的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告发了,她们在这一事件后将很快成为太后。
京师官员们立刻被召集到宫门。在他们面前宣读了据称是万历皇帝和他
的两位母亲共同署名的诏书。高拱被控妨碍皇帝行使其权力和威逼皇室。他
被剥夺了官秩,并被命令返回故里,他在那里终身被置于地方长官的监视之
下。
这样,张居正在 47 岁时成了首辅。他就要开始他 10 年的施政;他这 10
年的施政可以被看作明王朝暮色中的最后的耀眼光辉。

10 年

从 1572 到 1582 年的张居正施政时期是晚明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段阶;张
居正在这一时期所积累的国库储备方面成就很显著。在他死前不久,北京粮
仓有足够的存粮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
古老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 600 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另外 400 万两,南
京的库房也藏有 250 万两储备。广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库平均存款在 15 万至
80 万两之间。这和 16 世纪平常的情况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那时完
全没有储备。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现行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改革的情况下
做到的。张的个人权势,代替实现结构上的改革所需要的立法程序,起了作
用。但是,他的成功既博得了后世史家的赞赏,也受到了他们的责备,他们
称赞他的功绩而批判他的方法。改革本身从未宣布;张只声称他的目的是恢
复王朝创建者们的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姿态给了他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使
他能够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实际上,由
他主持的实现这一方案的办法基本上限于人事安排和靠公文进行管理。此
外,张可以见到厂卫的报告;当他需要时,他随时可以利用只属于皇帝的惩
罚权力。
张居正有大珰冯保和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的支持,在指导年轻皇帝
方面并无困难,他把他从首辅提升为元辅。次辅们(他们全由元辅提名)接
到皇帝的命令,明确地让他们服从张。同时,虽然从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张
居正还对吏部和都察院进行控制。在这 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任职的两位吏部
尚书张瀚和王国光受他的指挥。都御史陈玠甚至更是一味顺从。在他延续了
将近六年的整个任职期间,陈只弹劾了一个省级官员,这个官员在张居正告


①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 3560—3561 页。关于这次叛乱的更充分的说明,见盖杰民:《明统治下
的北京,1368—1644 年》'186'(安阿伯,1979 年),第 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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