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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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年，中国学校邀请的356名外籍教师中，有311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68—71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1895—1904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217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83页。
③ 邹容：《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和84页。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81—121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83—144页。又见欧内斯特？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162页。关于陈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期（1957年）第1—25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页。
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②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生（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至1940年期间，约有2，204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至1889年，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但自1902至1904年却达到了60。2％。①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①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页。
① 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页。
① 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页）。作者认为1905年是留学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24期（1965年）第5—16页。
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①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主义组织，如1881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