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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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①
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②比起这些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③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在若干世纪中，实学曾被儒家学者反复用来作为划分界线的支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他们断定为不“实”之学都概被贬斥，认为无价值。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方面的（包括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也许还有西方语言）。但是，康梁集团对于西方政治经验和理想的重视超过了对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名叫长兴学舍，其教学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旨在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①
这种适应政治需要的教育纲领后来为梁启超所继承，他在变法宣传中强调西方政治理想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区别于西方的技术知识。由于心中有这种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劝在杭州和陕西地方书院从事改革的友人们要以政治学院的模式办学。当1896—1897年在上海从事私人教学时，他追求的也是这种理想。后来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计划主要是要在时务学堂内制造激进思想的气氛。那个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并在1900年以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崭露头角。
象学会这样的自愿组合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工具。在许多世纪中，学者之间出于文学的目的结社已司空见惯。明朝末年，某些学者官员组成的“社”对时政提出批评和进行党争。但是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出现了坚决反对社团活动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士大夫结社干政。①当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广学会在文人官员中间的积极活动，必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团体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同时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识，他们知道自愿联合的团体对于西方的进步是作过重要贡献的。当时一次普遍的有关学会职能的讨论认为，它是现代欧洲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认识是颇有典型意义的。
从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的学会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这些出色的学会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数沿海大城市。它们分设在十个省和三十一个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个在内地。可见这些学会大部分是由绅士发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国的。它们虽然分散各地，但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却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足的重要组织手段。学会主要对成年人起作用，而学堂和书院则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许多年青人中间传播新的价值观和知识。②
按照这些学会宣布的目标而对它们进行的粗略的分类也很说明问题。其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觉悟。确实，在最后一类学会中，只有象保国会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数几个学会，才以民族主义的动听语言明确地阐明了它们的目的。但是这二十三个学会全都是由于尖锐的民族危机感而成立的。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识和改革社会习惯的非政治性的学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其活动是国家的需要，这是促使它们成立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学会的出现显然是民族主义在上层阶级中间传播的一个标志。①
数量不断增加的学者们联合在学术团体中，这件事还证明了在中国社会中，除出现民族意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范围更广的趋势。中国的社会传统总的说是离解性质的，即除亲属纽带之外，人们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然而，士大夫此时在亲属或官僚体系之外采取了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体目标的团体，这很象西方以联合为宗旨的社团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之间的学术组织打破了晚期中华帝国的离解性质的传统，开始出现了一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许多社会团体特点的新趋向。②
许多学会是为了政治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还体现了更多的人参与政治的趋势。士大夫们所信奉的儒家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的地位经常促使他们参预政治，但是其活动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内。然而，1895年以后的学会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强学会、南学会和保国会等少数团体是明确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参政理想组织起来的。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识地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也表现了学者们越来越愿意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也被卷进了政治之中。
作为改革的工具，在维新运动年头里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比新式学堂和学会更为重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的报刊在中国已不是新颖之物。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约已出版了十二份报纸，多数在香港和上海。①而从1895年起，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刊有了惊人的增加和新的发展。在1895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重要的是，这时许多报纸已见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现在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和杭州，而且也出现在汉口、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内地城市。②
还没有说明这些报纸发行情况的确切数字。它们大多数是小型报纸，而且可能只限于在地方或地区内发行。只有五种报纸——即《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和《国闻报》——是由和维新运动密切有关的人士办的，它们号称能在大地区之内或在全国范围之内大量发行。规模最大的是《时务报》，最盛时销路有万余份。《时务报》在全国的影响能够从它的分销处数目来加以估量。当该报于1896年秋天出版时，它在九个省的十九个城市有分销处。最后其数目增加到六十七个，遍布在十五省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界。甚至在西安、兰州、成都和重庆等内地城市，它也有二、三个分销处。简而言之，它几乎遍及中国本部的所有省份。③
《时务报》和其他维新派报纸的广泛发行，应部分归功于各省、府级的官方赞助。据报道，至少有十一省的官员命令所属衙门和机构购买并研究主要的维新报纸。①但是，报纸普遍受到重视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报刊的撰稿人不同，这些维新派撰稿者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精英的地位，这些新出的报纸不但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间，而且特别是在士大夫成员中间，比通商口岸的报刊有着更大的影响。张之洞向他的下属推荐《时务报》的理由是，由绅官创办的这份维新报纸，“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这可能表达了当时的总的态度。在张之洞看来，绅官的参与其事是维新派报纸与由外国商人主办并以获利为目的的通商口岸报纸的主要区别所在，后者十分自然地为绅官所轻视。②正如张之洞的态度所表明的那样，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
这种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仿效教会的《万国公报》的样式，在版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报刊有明显的不同。通商口岸的报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来报道地方的和商业的新闻，至于教会主办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