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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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5年春天，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同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中国被迫于这一年4月和日本在下关签订屈辱的和约时，康有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鼓动和他一起应试的士子坚决反对和约，并向朝廷请愿要求变法维新。结果引起了一场戏剧性的反对和约的请愿。一千三百名士子签署了由康有为起草的激动人心的奏折，敦促朝廷拒绝和约，着手改革。所有这些主张和请愿都没有受到理睬。然而公众关心国事的气氛已经造成，从而激励着康氏进一步开展他的运动。①
这次维新运动比起康有为在1888年单独首先发动的那一次，范围要大得多。在那时，他的努力没有超出向皇帝上书言事和向朝廷大臣游说的范围。而这时康有为继续进行新的尝试，即在1895年初夏继惊人的群众请愿之后，又向朝廷提出两个大胆的变法请求，企图从上面首先开展改革。与此同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作出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他们在向朝廷请愿的同时努力争取来自下面的支持。这些尝试的基础是维新派长期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中国建立立宪政府和国民参政制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纯上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开民智”。
为了促进这个运动，康有为和他的合作者创立了新的组织和新的宣传工具。最重要的组织是学会，它起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执行促进思想一致和组织团结的最重要的一体化功能，没有这些，要形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不可能的。其次，它的更特殊的任务是教育和动员文人士绅。康有为及其朋友虽然希望看到“开民智”的良好形势，但他们也同样地知道中国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还没有为承担这样一种任务作好准备。在普遍教育和群众启蒙实现以前，许多地方有赖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有功名的绅士——的领导。一方面，这个阶级构成地方上的社会精英力量，比人民群众受过较好的教育，能力也较强。另一方面，和官僚们比较，绅士更适合于领导民众，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民众，与民众的关系也较密切。由此可以看出绅士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绅士“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
但不幸的是，绅士们还没有作好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准备，也没有作好充当广大群众的启蒙领导的准备，因为他们既没有政治动力，又不省察国内外大势。而且，就他们的教养而言，他们很少有公民精神和组织才能。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年青的维新派把学会看作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动员的最有效的工具。
这些学会是根据地区和专门化知识这两个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们首先在北京和上海开始创立，接着在各省、府、县、镇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用新知识教育官、绅人士，各种专业学科的学会纷纷成立，遍及全国。维新派期望用这种方法组成全国范围的学会网，以促进“民智”。①
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虽然康有为向朝廷吁请变法的努力归于失败，但他不顾官方的压迫和社会的阻挠，利用学会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康有为在组织学会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强学会。尽管康有为是该会背后的动力，但当时中央政府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员陈炽却被推为正式负责人。起先，学会办得很成功，不但将首都许多有志改革的学者官僚集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西方人士参加，如英国公使欧格纳，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更重要的是，它的会员名册中包括一些清朝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其中有张之洞、王文韶和刘坤一等几位总督，有翁同龢、孙家鼐和李鸿章等几位朝廷命官。①许多捐款使学会的财政也很充裕，会员们每十天定期集会一次，听取有关时事的公开讲演。
梁启超被委任为书记员。当日报《中外公报》由学会主办出版时，梁启超和麦孟华（康有为的另一个学生）成为该报编辑。该报通常只有一篇由梁启超或麦孟华撰写的时事述评文章，但偶尔也转载一些广学会出版物中的作品。为了促进它在北京的学者官僚中间的传播，采取了免费和京报一起分送的办法。最盛时它在北京发行三千份。
在此期间，康有为认为上海是“南北之汇，为士大夫所走集”，便于1895年秋天在当地成立强学会分会。分会从当时在南京代理总督职务的张之洞那里接受许多经费，经办自己的报纸《强学报》，和《中外公报》一样免费散发。②这样，在多事的1895年春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在学者官僚中间出现了若干新的和重要的动荡，它们不但唤起普遍的民族危机感，而且将这种危机感纳入要求变法的直接的和协调的运动中去。
然而，这些组织的努力立即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压制。张之洞撤回了他对上海分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封闭了报纸，因为报纸用孔子生辰纪年而不用清朝年号纪年而触怒了省当局。显而易见，张之洞从这件事中看出了它对清朝不忠的不祥倾向。同时，北京的学会也受到政府的打击，尽管它在上层得到相当大的支持。1896年2月，一位御史指控强学会非法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可能会在士子中间助长无节制地讨论政治和公开批评时政的危险举动。这次弹劾一经提出，不可能不为朝廷所注意。自1862年以来，清朝的既定政策就已经是禁止私人针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议和请愿，以及禁止私人结社。政府按照御史的指控取缔了该学会，从而使它建立仅仅五个月就关了门。①
虽然解散强学会和取缔北京、上海两地主张变法的报纸之事对于正在成长中的维新运动是一个挫折，但是新的机会立即又在别处出现了。在1896年春天，紧接着上海分会被封闭之后，它剩余的经费和另外的私人资金被用来创办一份报纸。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被邀请任主笔。这就是著名的《时务报》的开端，它于1896年8月起在上海发行。第二年春天，在澳门创办了一份附属报纸。该报开始时称为《广时务报》，后来改名《知新报》。这两份报纸使变法运动在长江下游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保持着生气。②
《时务报》的精华是梁启超写的文章。他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因此，他的许多写作不用说是受到康有为的强烈影响的。然而，细心地阅读就可以发现，梁启超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宣传康有为的思想，而是有所发展，使民族主义和民主化在变法纲领中更为集中突出。
象康有为和当时其他有志于变法的学者们一样，梁启超强烈地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西方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如果政治改革成功，军事和技术的革新将自然而然地会实现，而没有政治变革伴同的单纯的技术革新，其结果只是浪费精力，这在自强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了。换句话说，梁启超的变法纲领断言，政治改革与技术革新相比，应占首要地位。
梁启超坚持，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从根本上说，这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这种新途径的首要目的是在民众中间普及识字和有用的知识，而同样重要的是，也要提供以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政治理想及经验这两方面的知识为基础的政治教育。梁启超希望，从这些新学堂里将会产生有知识的和有政治觉悟的公民。
梁启超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两个主要的概念，即变和群。在康有为的历史哲学和当时传入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之下，梁启超首先设想变应分阶段发展。然而在梁氏的思想中，这种变是由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即被归纳为群这一多种意义的概念——所支配的。这个名词表示需要在士大夫中间建立联合，以便动员和组织他们开展社会和政治的活动。意义深远的是，除了联合的理想之外，群还包含着深刻地贬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价值的某些更广泛的政治理想。根据梁氏的意见，古代君主制主要适合于维护统治王朝的政体，因此经常是纯粹压迫人的。这样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际竞争的现代世界中，是不能维持中国生存的。首先，它将妨碍在民众中间产生力量和朝气，而集体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压迫人的君主制阻碍人们的交往：不但阻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交往，而且也阻碍社会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交往。缺乏这种交往，传统的中国社会就象缺乏民族生气那样缺乏民族团结。
隐藏在这种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指控下面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它受到民族主义和达尔文派关于世界为无情的国际竞争和斗争所支配之说的强烈影响。在这个时期梁启超从来没有明确将这个概念和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作为康有为的亲密追随者，他仍然声言信仰康氏的普济众生的理想。然而潜藏在他的政论作品表面之下的，正是民族主义的思想。
但是，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的新政治共同体梦想中虽属重要，却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因为一方面他对传统政治秩序作了实用主义的估价，一方面他又关心道德上的合法性。传统的王权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无能的，它在道德上也应受谴责。梁启超把国家看作应该属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一个共同实体，即不但属于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