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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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训练淮军时丁日昌力图抑制其势力的措施等方面。三十年后，李鸿藻和荣禄由于耽心中国不能继续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对利用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最后，改革派曾试图把技艺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六十年代初期，冯桂芬、李鸿章和丁日昌极力主张，为了获得西方的优秀技能，必须改变科举制度，把便于选拔具有现代技艺的人员的项目也包括在内。这个建议代表了当时最根本的和最进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①
自强运动是中国对它在与西方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的反应。“自强”一词最初见于《易经》，它把天的本质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们要自强不息，以便能够与天的这种气质协调一致。南宋时代，董槐把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和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上。他争辩说，如果中国能够自强，它就无须害怕这些夷狄。②自强的现代含义便是基于这一总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讨论过力求自强的问题。
自强运动必然涉及到“洋务”。“洋务”的含义与时俱变。1840年7月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总的意思与“夷务”相同，即纯粹指与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③ 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表示处理对西方（包括俄国，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关系方面的事务。渐渐地，它开始指包括对西洋人的关系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但是在狭义上，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换言之，图强的具体计划中通常包括一个模仿西洋方法的阶段。这可以称为“洋务运动”，或西化运动。自强是士大夫的目标，而狭义的西化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计划。虽然自强在理论上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点实际上是模仿西洋技术。
1860—1880年期间，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这促进了较多地着重于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论。这种觉醒是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在面临外国技术和经济挑战的情况下，变法与其说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说是调整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所进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杂乱的。以自强的名义设立的新机构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为应付特殊的紧急需要而设立的暂时性机构。“局”这个名称现在开始含有比较值得重视的长期地位的意思，这种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识地把它当作长期改革的组成部分的结果。但“局”还未具有正规官僚机构的稳定地位。这种局（如中国轮船招商局）须依靠官方保护人的势力来获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击。
“变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变行政制度的主张，这是论述经世之学的少数传统学者和官吏所坚决要求的。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顾炎武或者到十九世纪初期的龚自珍，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带根本性质的改革思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变法”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西洋制度进行适时而积极的适应。在许多官员心目中，这的确是一个严肃问题。在倭仁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为了引进西洋技术而改变中国制度，不仅是堕落，而且也操之过急。可是象科举或练兵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张西化的少数官员的初衷。李鸿章把他1864年关于改革兵制的建议称为“变法”，虽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词汇，如“顺应”和“变革方案”等。丁日昌在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应适应西方技术时，提出了最大胆的建议——他设想的八种考试科目中有四种与西方事务有关，即时事、军事专长、自然科学以及外语和外交事务。①
李鸿章在1874年给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谈到了改革，当时他就海防问题提出了条陈，同时引证《易经》，充分阐述了他的变革要求的意义。他作出结论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1881年1月他在给学者王辏г说囊环庑胖猩踔两驳酶用魅罚础澳谛氡浞ā薄＂僭谕皇逼冢舾械墓僭焙臀娜巳绻造庠�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都专门讨论过改革问题。改革思想当时进展很小的事实，说明了它们遇到的障碍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二十年间，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们只是徒托空言，实际上却与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协，不过他们仍然力图把握住“变局”所提供的大好时机。
“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年以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①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编》（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1866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至1900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①这些日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但其“体”应为工业化。②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①
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②
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3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