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
中国地理书籍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欧洲的资料是极为贫乏的。就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早期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而在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书附有插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作者出版了三部相当可靠的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版）。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①
1840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②钦差大臣林则徐支持这种研究事项。在他的赞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节于1841年被译成中文，书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首创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起源于林则徐。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资料于1841年交给魏源，魏源于1842年将它们编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这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③姚莹对世界地理同样感兴趣。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魏源不同，姚莹的外国知识是从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台时俘虏的英国战俘那里得到的。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福建巡抚徐继畬所编，于1848年出版。至于他们的写作动机，这些人表示了这样的意图：严肃地追求知识，并指导自己的同胞进行这一类活动。魏源声称，他最重要的动机是想彻底了解外国人的情形。不论是论述战争的发展或是论述和谈的进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此，《海国图志》不仅包括各国地理，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魏源认为，他的同胞都应该研究外国地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因为徐继畬主管福州商务，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公务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他每天写作，历时五年，根据外国资料编成了这部书。姚莹声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对中国受外国人宰割的状况感到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够使中国人无论老幼都能获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最后，他希望使中国免受耻辱，并且用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外国征服。①
这些学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这种新的兴趣集中表现在“船坚炮利”这一口头禅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②他们都提倡造船和研制武器。林则徐也拥护这种计划。他采购了两百门外国大炮以加强广州防务，并命令翻译西方制造枪炮的手册。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还没有公开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较起来，魏源的态度则更鲜明，1843年1月，他的《海国图志》第一稿脱稿，他在书中主张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程师进行建设，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还建议在朝廷的武举中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年以前问世。②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①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③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和钦差大臣胜保，②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①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题。②
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