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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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1895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县有朋的一位门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松方正义的支持。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他的论点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作战。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敌，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约露面了。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旅行。到达俄国后，他提议：（1）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2）双方约定，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方有行动的自由。①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1901年12月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应给予援助。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
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美国同情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①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要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①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宽慰，因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把它和朝鲜等量齐观，并且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谓保护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日本会最后取代俄国而成为在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联名奏疏表达了这种又宽慰又焦虑的心情，他们奏报说：由于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已经引起日本和英国的不满，这才促使它们结成联盟，因此，“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可是，他们又告诫说：“我能从彼（指英、日）力持，即与三省有益。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必损，必取偿于我。”②两天以后，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电报中，对英日同盟的真实意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提到它第一款中关于英国和日本宣称要对中国和朝鲜国内的骚乱进行干涉时，他对“骚乱”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问。这是否意味着象日本在东学党之乱中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那样，它们也能随意派军队到中国来？他很痛心地声称：“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③
袁世凯在分析该同盟时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据他所奏，在东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均势，也影响整个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问道：难道英国和日本真会付出很大代价来为中国的利益尽力？因此中国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①
在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绝望情绪，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完全无能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导致日俄之间的谅解，中国将是受害者；但如果导致战争，中国领土将成为战场，中国也就要听凭胜利者摆布。还有一种日渐增长的恐惧，就是害怕日本的兴起会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②张之洞发现日本人越来越傲慢，用尽了“口蜜腹剑”的心机。③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关于“门户开放”的虚伪性，所以非常关切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但他仍然认为日本的为害比俄国为轻，因为中国应“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④
英国曾希望该同盟会稳住日本，使它对俄国既不是太好战，也不是太迁就，以便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对日俄两国达成协定，但是它应随时被告知谈判的内容，而且协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规定的条款。日本政府相信，与俄国订约比战争更为可取，但军界人物却不相信有签订任何持久的协定的可能，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俄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会稳步增强。
在俄国，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仔细地研讨了东亚的政策。财政大臣维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为首的有影响的集团的攻击，因为维特没有适当地预防中国的敌意或外国的干涉，便要在满洲贸然兴建耗资巨大的铁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在北朝鲜取得一项森林采伐特许权，他们建议利用这项特权来营利和为战略目的服务，即利用它作为军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渗入南满。维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响，他的和平渗入满洲的政策也被抛弃。沙皇决定俄国应利用森林采伐特许权，并停止将军队撤出满洲，直到中国接受新条件时为止。为了把满洲变成一个“黄色俄国”，①圣彼得堡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不把满洲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强国；未经与俄国协商，也不得开放任何新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或作为外国领事馆驻地；除俄国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在满洲担任行政职务；华俄道胜银行得在牛庄继续收取关税税款；俄国居民应保有他们在满洲已取得的一切权利。
1903年4月18日，这些要求被提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通报有关各外国。在英、日、美主张拒绝这些要求的鼓励下，中国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国军队根据1902年4月的协定全部撤出满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何新的条件。俄国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经过修改的条件也被拒绝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这一天原定为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最后日期），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分别订立了《通商行船续约》，开放沈阳、安东和大东沟给外国人贸易和作居留地。为了对直接驳回他们要求的行动进行报复，俄国人重新占领了沈阳。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个远东总督管辖区，畀以战争和外交全权，就象把这些权限给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总督区那样，这样他就把满洲视作高加索那样的被并吞的领土了。①
与此同时，日本已开始与俄国进行谈判。它所提出的总条款如下：（1）保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2）在此两国中维持商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