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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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司正式取名为粤汉铁路公司，并向北京申请要求取得商办地位。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海外的、或者香港和其他省份的广州商人源源不断地提出保证，但都以取得商办地位为条件。①
不论是北京的或者广州的当局，都不能抵挡这样一个有群众支持的强大的示威。1906年4月，前买办和实业家郑观应，被地方行会和慈善堂领袖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选为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商办地位也立即得到官方的批准。同年6月21日郑观应就能够上报说，收到的第一期认股款已逾八百八十万元。这是中国直到此时为止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所能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资本。
但是，虽然得到私营权利，并没有终止关于对公司施加控制和指导的争论。在以后五年中，该公司即以商办企业来经营。但是这五年中危机不断。首先是被选举的高级职员的合法性问题。郑观应之被选为总办，受到一些股东的反对，直到他被迫辞职而由梁诚接替为止；梁诚这名官员是刚卸职的驻华盛顿公使。股东中间的派别活动随之产生。董事之间互不信任，结果只好用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办法，以划分职责范围，这样甚至使总办无权对整个企业进行协调，更说不上进行管理了。②
这一切都促进了股东们的战斗性和公众的警觉。当公司帐务管理不善和高级职员中间贪污成风被宣扬出来时，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机会。到了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铁路象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那样也是一个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路公司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英里长的铁轨。象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在这几年期间，另一个商办的沪杭甬铁路公司的历史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①1907年后期，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运动以后，浙江地方绅商领袖收回了一家英国公司的筑路权，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认购后五年分期缴清）的办法筹集资本。浙江铁路公司是建造一条横贯长江下游南岸的铁路的两个省办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贪污腐化、工程质量差、管理上的争吵和公众支持的日益减少，很快就受到了打击。以进步闻名的士大夫汤寿潜由于他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向是直言无隐的领导人，所以在1905年被选为修建沪杭铁路的总办。过去人们抱怨汤寿潜狡猾、固执和骄傲自大，现在则转而赞扬他的提倡立宪运动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力。
1909年，汤寿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让步，提出辞职。但是这一行动反而为他的党人提供一个展开强有力的挽留运动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他这样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汤寿潜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职，此事又引起了对私营效率的怀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过群众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头脑的股东购买股票是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容易抓住新得的股东权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务，特别在涉及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事务时更是如此。结果是使受到群众支持的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色彩。
1910年汤寿潜被免职一事，驱使为数众多的股东们集会于上海，他们通过决议说，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出的公司高级职员革职。他们援引北京前几年颁布的公司商律第77条，上面规定，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职员的权利。整个9月还继续开了几次会，有些集会开成了群众示威活动。宁波的一次集会参加的人达万人以上。该公司以这样的民意支持为奥援，便径直和浙江巡抚增韫及省谘议局打交道。省谘议局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它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特别是在清帝鼓励要实行宪政的时候。浙江巡抚增韫最后答应把这个决议正式转呈北京。省谘议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务相威胁。
但是邮传部在9月24日已作出回答，重申张之洞的标准论点，即铁路涉及国权，因此甚至那些处于商办地位的铁路公司也仍然要与政府保持一种特殊关系。所以每个铁路公司的总办和会办在选出以后，得经邮传部正式任命。邮传部的结论是，铁路公司是“官治公司”，因此免职的命令仍然有效。①
浙江公司股东们的反应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邮传部侍郎坚持第77款不能适用，因为汤寿潜是在邮传部把公司股东们的意愿上奏以后最后经清帝批准任命的。所以，皇帝也有权把他革职。至少就铁路来说，“商办”实际上与“官督商办”并无不同，因为国家保留了选任高级职员的权力。
对广东和浙江两铁路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经营管理的作风问题。虽然梁诚和汤寿潜两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然而两人都使公司最后陷进了官僚主义的办事陋习之中。梁诚成为浪费和无能的牺牲品，后来窜改公司的帐目为他私人谋利益。汤寿潜支持有关地方绅士利益的事业，使公司与中央政府发生了冲突。关于这两个铁路公司经营不当的情形愈公开，就有更多的人逐渐了解，商办不是一种为了公众福利而必须争取的权利，而是一种使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发财致富或授予他们政治权利的特许证。浙江铁路公司短期内保留过有名无实的商办地位，但是到了1911年仍被国家所接收。这两条铁路没有一条是真正由商人们经营的企业，这个事实反映清末的大工业几乎不可能摆脱和官僚主义的联系而独自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茂新面粉厂
有几个近代企业得以规避了官方的主办和买办的经营。它们由传统商人的财力兴办，因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机器能够被用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提高生产力。此种企业中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茂新面粉厂。①从1901年开始，这个厂即由江苏无锡的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办。虽然荣家与官方有着某些并不重要的关系，但荣氏兄弟却是非绅非官。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主事，他送长子荣宗敬到铁匠铺当学徒，又送次子荣德生进学堂念书。荣德生愿意学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两个钱庄里当了三年学徒。
满师后，荣德生在一个政府衙门里谋得文书的职务，荣宗敬则在一家上海银行继续工作。在1897—1898年期间两兄弟都在上海的时候，其父亲带领两兄弟决定邀约几个朋友开设他们自办的钱庄。钱庄开业以后不久其父即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便把股票都卖给了荣氏兄弟。大约在1900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始对面粉厂发生兴趣。荣德生发现尽管面粉市场越来越兴旺，但因为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所以它仍然是免税的。竞争是微乎其微的，全国共只开设了四家面粉厂：天津、芜湖各一家，两家在上海。上海的两家中，有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另一家则为军机大臣孙家鼐的儿子孙多森所有。不过，荣氏兄弟搞近代工业完全是外行，他们不知道需要什么机器，更不知道办整个厂得花多少钱。和他们打交道的面粉厂都不让他们参观工厂。荣家兄弟询问一家进口美国机器的洋行，得知开设一个小型工厂，单购机器一项约需八万两银子。最后他们找到一些英国造发动机，带动四个法国造的石制研磨机。为此他们总共只花了不到两万两。
这笔巨款实非荣氏兄弟所能筹集。幸运的是，荣家的恩主朱仲甫前来过问并给予帮助。朱仲甫刚刚弄丢了一顶不大的乌纱帽，正在找机会进行合适的投资。他和一个朋友一起为这个新公司提供了三万两资本的半数。荣氏两兄弟提供五分之一，合六千两，他们的几个亲戚则出资补足剩下的九千两。
但是他们发现，甚至在工厂开工以前三万两资本总额也是不够的。在1902年，荣氏兄弟实际上把他们钱庄的全部利润一万两都转给了面粉厂，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了最大的合伙人。1903年他们再增加自己的新股，因为这时他们钱庄的新收益使他们能够买下所有朱仲甫的股份。朱仲甫当时已决定放弃他的股权，因为他准备离开上海另就新官职。接着面粉厂改组。在其他朋友帮助之下，该厂实收资本已增加到五万两。面粉厂的名字由保丰改为茂新。这一切刚安排就绪时，日俄战争爆发了。面粉的需要量大增，茂新面粉厂开始赚钱。
公司成功了，于是决定试用比原来石制研磨机更好的机器。1905年，它廉价购进六台崭新的英国造钢质研磨机。这是一种新型号，因而英国出口商急于要在中国试验其性能。它们证明是一大成功，因为1905年因产品改进，产量增加，茂新面粉厂在那一年的盈利达到六万六千两。这笔利润再加上钱庄赚的钱一起，又被投入了面粉厂。1905年1月11日当茂新面粉厂作为一个私营有限公司成了向中央政府注册的第四个企业的时候，它已经宣布它企图把资本增至六万两。①
荣氏兄弟于是想法扩充业务，到另一近代企业领域中去发展事业。在1906和1907年，他们约集一些亲友在他们的家乡无锡开办一个棉织厂。他们把面粉厂这几年得到的利润投作资本。但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棉花市场萎缩不振。面对不稳定的前途，他们迅速把款子抽回面粉厂。于是他们一直等到1915年才进行经营棉纺业的第二次尝试，这一次却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他们的面粉工厂继续蒸蒸日上。1908年，他们在无锡建立了第二家面粉厂。它在1910年，接着在1914年，都一再扩大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面粉停止进口，荣家的面粉厂和设在上海和汉口的分厂都飞跃发展，直到1914年，每天平均生产面粉八千袋。到1929年，荣氏兄弟控制着大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