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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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事实已经相当明显：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已经高涨得有些疯狂！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十年躬耕教坛、潜心著述的陈寅恪，在美丽的中大也避无可避地被“革命热情”灼伤了。　
　　事实上，在江西剧团来中大演出的5月份之前，中大的大字报已经开始漫天狂舞了。陈寅恪以外，历史系的刘节、梁方仲、岑仲勉每人都被辟了大字报专栏，4月7日那天，贴给梁方仲一人的就超过了千张。陈寅恪“闻歌”而唱“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的时候，他的处境还很好，尽管小头目们认为“陈寅恪成为系内外白专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系党总支认为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系师生自觉思想革命不能完成”①，但绝学博识壁立千仞的震慑力量，使得大字报们对陈寅恪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轻易造次。然而当“厚古薄今”的批判锋芒刮过长江侵入岭南的时候，为陈寅恪蓄谋了好久的大字报终于等到了高飞上天的良机。大字报们总算等来了给陈寅恪开专栏的美好时刻。和现在一样，毫无疑问，那时的人，包括糊纸的，同样也害怕失业，于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等，针对陈寅恪的纸片疯一样的舞动起了沾满黄红黑色浆糊的肥硕腰肢，尽其捕风捉影、上天入地之能事，一如蓬头垢面又分外严肃、让人畏惧又恶心得想吐的女巫。　
　　当然，陈寅恪对“女巫”还谈不上畏惧，他满腹的学识以及几十年里积淀而成的名士气韵倒也不是随便“跳跳大神儿”就可以撼动和击垮的。可是，奉命抄读大字报内容给他的唐筼却实在有些熬不住了，“女巫”臭气盈天的裙裾熏得慧质兰心知书达理的唐筼好几次回家向自己的夫君哭诉“舞蹈”场面的惨不忍睹。和任何一位人格完满的正常人一样，陈寅恪愤怒了。　
　　7月下旬上书中大领导：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　
　　了解近世中国学术史的人都清楚，当时的中国就一个陈寅恪，一个让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东方学界都“严重”瞩目的陈寅恪。他并不是中大的池中物，不开课的震动显然也非小小的中大可以从容涵纳和平息。当陈寅恪突然离开教坛的“涟漪”突破中大的校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波动开去的时候，最终洄涌而来的是返向中大的巨大压力。据陆键东言：“‘让陈寅恪重新开课’，一直成为1958年之后中山大学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直到60年代初，陶铸仍提起此事，中山大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然在校方的劝说下陈寅恪没有搬到校外，可他终究没有再开课，对此黄萱回忆道：“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陈先生受批判，说是‘拔白旗’。他遂不再教课，专力著作。我曾劝他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啊！”　
　　后来，一年后的1959年，当时主持工作的历史系的数位负责人，在秋季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中不得不因陈寅恪的受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有意思的是，就在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兴起前半年左右，曾经当众嘲讽陈寅恪的龙潜被中共高等教育部党委以“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等两条主要理由，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从1957年7月中旬到10月，龙多次被要求作检讨，还亲自跑到陈寅恪家里赔礼道歉。这让我们想起1961年吴宓写下的一段日记：“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从上面的材料来看，寅恪的这种自我认定显然是征实之言。　
　　吴宓接着说：“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如下的史实将向我们证明这同样是言之凿凿的有据之辞。　
　　那么自由的陈寅恪究竟在研究些什么呢？他又是如何地“乐其所乐”呢？　
　　让我们从1957年的一封信谈起。这一年2月6日，陈寅恪复信给时任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刘铭恕，有言：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辍，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　
　　余英时教授考证说，陈寅恪一生的史学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1923—1932的十年，重点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语文知识来考证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所谓“殊族之文”“域外之史”；30年代初起，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以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这一阶段里陈寅恪最为重要的著作。如上的史料说明他为了《别传》确曾自觉地发展了一套“新方法”。其中“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指的是不用马列主义理论；“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和“捐弃故技”强调的分别是对其第二、第一期史学的超越；“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指的是用史学考证的方法辅以入情入理的基于自身经验和人性体认的历史想像来重构丰满鲜活的历史世界①。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心史，而与前者相比《柳如是别传》更是一曲“心史”的双重奏，认为：“整体地说，《别传》写的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据虽精，但这些考据的结果不过是建立了许多不易撼动的定点。由于点与点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又由点而形成许多线再进一步则因线的交叉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网络。考据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换一个比喻，我们不妨说考据足以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更重要的，楼宇中人一个个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活而动。陈寅恪之能重建这样一个有血有泪的人间世界则不是依靠考据的功夫。他的凭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历史的想像力。”　
　　实事求是地讲，《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陈寅恪晚年的萃血之作。1963年完稿之前，他曾数次写诗提及此书或相关内容，如《乙未阳历元旦作时方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也》、《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岁初度赋一律为寿时值广州芒果荔枝丰收也》（1955年7月6日唐筼诗作）、《乙未除夕卧病强起与家人共餐感赋检点两年以来著作仅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诗笺释二文故诗语及之也》（1956年2月）、《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1956）、《前题余秋室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诗意有未尽更赋二律》（1957）、《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岁初度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1957年7月）、《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1958）、《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向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