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全四卷)完善排版-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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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