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全四卷)完善排版-第1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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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所召集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虽然纠正了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错误路线，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的成分，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但是在党的很多干部中间，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性质却没有作过彻底的清算。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关于中共中央对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所作的详细结论，参看本篇附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⑴和李立三错误路线⑵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⑶至遵义会议⑷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⑸。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⑹文件的讨论。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⑺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⑻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⑼，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⑽，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⑾，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⑿。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⒀，约达一万万。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