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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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会吹单簧管，还会弹钢琴。她教我的大姐莫林——我们都管她叫瑞比——演奏这两种乐器，也教我的另一个姐姐拉托亚。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在人们面前演奏她喜爱的音乐了，不是她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是因为小时候她得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个跛子。她战胜了疾病，可她这辈子却只能一瘸一拐的走路了。她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上学，不过她对我们说，那时她能恢复健康实在是幸运，因为很多人都得这个病死了。我记得给我们接种疫苗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她甚至没让我们去参加青年俱乐部的演出——而在我家，这演出是多么重要啊。
母亲认为她的疾病并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上帝对她能否战胜困难的一次考验。她无时无刻不让我沉浸在上帝赐予的爱中；她告诉我，我唱歌、跳舞的才能就像美丽的日落、就像暴风席卷来的能供孩子们嬉戏的瑞雪一样，都是上帝的恩赐。尽管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排练或旅程中，妈妈却是总能挤出时间带我、瑞比和拉托亚到耶和华见证教圣殿去做祷告。
几年过去，在离开加里后，我们在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电视节目中表演。就是从这个星期天晚上丰富多彩的实况转播节目里，美国人曾第一次看到了“甲壳虫”乐队、埃尔维斯（猫王）、“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乐队表演的节目。那晚演出结束后，沙利文先生向我们每个人表示祝贺和感谢；可我却在一旁琢磨他演出前对我说的话。那时我一个人在后台溜达，就像“百事可乐”广告中那个小男孩儿一样，正好碰上沙利文先生。他看来很高兴见到我，还跟我握了握手，但在放开我的手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忠告。那是1970年，是好几个摇滚音乐界的杰出人物都因为吸毒或酗酒死去的一年，甚至连同行业中那些精明的老前辈，都没能料到会损失那么多后起之秀。有些人已经对我说过，我使他想起了五十年代著名的青年歌手弗兰基·林蒙，而他正是那样死去的。埃德·沙利文准是想到了这些，才跟我说：“永远也不要忘记了你的才华是从哪儿来的，你的才华是上帝的恩赐。”
我从心里感激他，可我本应该告诉他我妈妈从来就没让我忘记过这点。我没有得过让一个舞蹈演员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小儿麻痹症，但我知道，上帝一直在用别的办法考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家里过多的人口，窄小的房子，仅够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加上邻家嫉妒的孩子们在我们排练时，向我家窗户上扔石块，大叫着让我们休想练下去。每当我想起妈妈和童年的生活，我就能告诉你，世界上还有比金钱、社会的承认和各种奖励更丰富的报酬。
妈妈是个慷慨的赐予者。如果她发现我们当中有谁对某件事发生了兴趣，只要有可能，她总会想方设法帮我们加深这种兴趣。比方说，假如我突然想起要当电影明星了，她回家的时候，怀里就会抱着一大摞关于著名影星的书。尽管有九个孩子，她仍然像对待独生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个人。谁也不曾忘记她的操劳和她那伟大的赐予。每个孩子都认为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虽然已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我们杰克逊家的孩子却从来没有失去过这种感觉。凯瑟琳和蔼、热情、认真；我无法设想，要是没有这样的母爱，我将如何长大成人。
我知道孩子们都有个特点，要是他们从父母那儿得不到他们需要的爱，他们就会从别人那儿寻找，并且依恋那个人，比如爷爷奶奶啦，或者任何一个人。有母亲在身边，我们从来就不必寻找什么别人。她教给我的东西是无价的。善心、爱和替他人着想是她恪守的信念，她教育我们不伤害别人、从不祈求怜悯和决不贪小便宜。这些恶习在我们家里被视为邪恶。她总是希望我们奉献，从不愿意我们去索取或乞讨。这就是她的为人。
我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我母亲的性格。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住在加里市——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浑身流血不止的人挨家挨户的敲门。附近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血迹。邻居们谁也不敢让他进去。最后，他到了我家门口，在门上连拍带敲。我妈妈马上就让他进来了。你看，一般人谁也不敢这么做，可我妈妈就敢。我记得我醒来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大滩血。但愿我们能像妈妈那样做人。
我关于爸爸的最早记忆，就是他从钢铁厂回家时，总要带一大口袋浇了糖汁的炸面包圈给我们吃。我们兄弟能一下把他们吃个精光，然后，爸爸打个响指，那个口袋一下子就不见了。他经常带我们去公园坐旋转木马，但那时我年纪太小，早记不清坐木马时的感觉了。父亲对我来说总像个谜，这点他自己也知道。我几乎从没有真正和他亲近过，这是不多的几件使我觉得后悔的事情之一。那些年中，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外壳，每逢他和我们谈完家里的正经事儿时，就很难和我们再呆在一起。有时家里人都聚在一起，他却离开了房间。哪怕到了今天，他仍然不愿意正面接触父与子之间的问题，因为他太局促了；每当我看到他这样，自己也跟着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杰克逊自传《太空步》
的确，父亲总是保护着我们，这是他为我们做的一件大事。他总是用最好的方式照顾我们的利益，保证我们不受骗上当。也许，他会不时犯些小错误，但他一直认为，他是为了这个家，才做这一切努力的。在父亲帮助我们完成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是出色的，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在我们和各种公司以及商业界人士打交道的时候。我要说，只有一小部分艺术家是很走运的，而我们兄弟几个属于这个范围；很少有人在少年时期步入这一行便拥有我们这样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基金、不动产，还有各种别的投资。是父亲为我们准备了所有这些。他兼顾着我们的和他自己的利益。到现在我还很感激他，因为他没有像许多童星的家长们那样，试图把我们的收入据为己有。想想看，一个人怎么能偷自己孩子的钱呢？我爸爸从来不做这种事。可是我还是不了解他，这不能不让一个渴望理解亲生父亲的孩子感到难过。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人，也许永远会这样。
虽然《圣经》上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我却是从父亲那儿知道这个道理的，绝非受圣人的指点。有几次我和父亲同行时，他说：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天赋，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又没有计划，也终究会一事无成。他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好几遍，然而意思却一样清楚。
乔·杰克逊和我母亲一样，一向喜爱音乐和唱歌，但他也知道，在我们家那条街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于“猎鹰”乐队的情况，我因为当时还小，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记得，每逢周末，他们就到我家来排练。是音乐把他们从钢铁厂的劳动——我爸爸在那儿开吊车——带到别的世界中。“猎鹰”在城镇各处演奏，足迹遍及北印第安纳和芝加哥的俱乐部和学院。在我家排练时，爸爸就从柜子里拿出他那把吉他，并把它接在地下室的音频放大器上。大家都就座，音乐于是便响了起来。它喜欢弹奏布鲁斯摇滚乐，那把吉他便是他的骄傲和快乐之源。放吉他的柜子几乎被看成是一个圣地。不用说，我们小孩子是绝对不许接近那里的。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去圣殿，但他和妈妈都知道，音乐能使我们全家抱成一团，也使我哥哥他们那么大的孩子不被附近的犯罪团伙拉下水。“猎鹰”小组来的时候，家里三个最大的孩子都被爸爸以各种理由留在旁边；爸爸尽力让他们明白，允许他们听排练是对他们的特殊照顾，其实是他自己非常愿意让他们留在身边。
蒂托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正在进行的一切。它一直是带着萨克斯管上学的，但现在他却说他的手已经足够大，能按到吉他上所有的和弦，并能在把上滑动，像爸爸那样奏出不断重复的即兴曲了。这说明他总有一天要赶上爸爸的；他和爸爸长得那么相象，我们都希望有一天他能把爸爸的本事都学到手。在他渐渐长大的过程中，这种相象变得有些令人不安起来。也许爸爸看出了蒂托热切的心情，于是他对我们兄弟几个下了一道禁令：在他出去的时候，谁也不能碰那把吉他一手指头。没什么好说的。因此，杰基、蒂托和杰梅恩在瞧仔细妈妈去了厨房后，才敢从柜子中把那把吉他“借”出来。他们在搬琴时小心翼翼，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到了我们自己的房里，他们便打开收音机或手提式便唱机，跟着一起弹奏。蒂托会把吉他举起来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往床上一仰，然后把它竖直。他和杰基、杰梅恩轮流弹着，三个人都想显示一下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本事，还试着怎样才能弹奏出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绿洋葱》（Green Onions）中的那一段。
那会儿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偷偷溜进去看他们弹，如果我答应不告密的话。一天，妈妈终于抓住了他们，我们几个心里都忐忑不安。她训斥了我们一顿，但又说，假如我们一直小心谨慎的话她就不告诉爸爸。她知道，没有吉他，我们就可能去学坏，也可能挨打，所以她从不会拿走能让孩子们呆在她身边的任何一样东西。
当然，出事只是个迟早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一根弦断了。哥哥们都吓得要死。在爸爸回来之前已经来不及把琴修好了，况且，我们谁也不知道该怎样修。哥哥们想不出好主意，便把吉他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