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6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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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皇帝发脾气，奎俊不急，从容问道：“为什么？”
“不知道！万岁爷亲自检药，检着检着就来了脾气了！传旨找内务府大臣。”
“好！我就去。”奎俊回头对杜钟骏说：“你先在廊上站一站，听我招呼。”
杜钟骏便在寝宫外面静静待命。只听皇帝的嗓子很大，“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他说：“你瞧枸杞上生蛀虫，拿这坏药给我吃，怎么医得好？”
“是寿药房配的药，大概药的年分久了。”
“这怎么行！现在派你到同仁堂去配药。”
“是！”
不久，奎俊从殿里出来，招招手将杜钟骏领了进去，只见皇帝坐在一张小圆桌前面，桌上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药。
“杜钟骏，”皇帝问道：“药材是不是四川云贵一带的最好？”
“不一定，各地有各地的特产。”
“这‘於术’呢？”
“浙江省於潜县出的最好，所以叫於术。”
皇帝点点头，“这张方子是陈秉钧开的，昨天不想吃，今天拿出来看创，觉得还不错，服一剂也不妨，谁知道尽拿些坏药给我吃。”他又问：“茯苓、山药那里最好？”
“茯苓自然是云南，山药要河南出的才地道。”
“好！以后你们开方子，都要注明药材的产地！”
“是！”
杜钟骏请完脉开方子，心里在琢磨，注明药材产地，是不是要各省督抚进贡呢？果然如此，下药又要斟酌，不必多找麻烦。
果如所料，第二天就由军机处分电各省，凡有特产药材，立即进贡。此外又由慈禧太后传谕：各省所荐医生六人，分为三班，两月一换。同时发下一张名单：头班张彭年、施焕，第二班陈秉钧，周景焘，三班吕用宾、杜钟骏。
这比六天一轮的办法要好些。但使杜钟骏困惑的是，何以会排出这么一张名单？他当然是有自信的，而且皇帝亦颇赞赏他的医道。吕用宾是京城里的名医，口碑极好，如果是他们两人排为头班，也许两个月内就能大见效验。谁知将好手排在后面，实不知其意何居？
当然，这是无法去求得解释的事，而且从这天起，杜钟骏对皇帝的病情也隔膜了，只听说同仁堂到海淀开了分号，因为自从枸杞生虫，皇帝一怒命奎俊亲自到同仁堂配药之后，内务府就曾面奏，说颐和园离同仁堂很远，来回路程非几个钟头不可，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命同仁堂就近设立分店，最为便当。皇帝准奏，同仁堂便是奉旨设立分号了。
这样过了有七八天，杜钟骏正闲得没事干时，内务府忽然派人来通知，说继禄有请。赶到那里，才知是派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差使。
“杜大夫，请你来当考官。”继禄笑道：“看考医生的文章。”
原来皇帝脉案，逐日有人到奏事处去抄了出来，卖给上海各报驻京的访员，发电报回去，刊登在报上。端方正在江南考医生，便以此作为题目，取中二十四卷，特地派专差将此二十四卷送进京来。奏折上说明：如果赏识那一卷，即派此人进京请脉。
“端制军可真是会做官！不过，法子也太新鲜了一点。皇太后说，她也不知道那一卷好？发交吏部陆尚书看，他也不敢作主，那就只好借重各位的专长了。”
杜钟骏也觉得端方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他倒很感兴趣，期待着其中或许真有高手，道理说得透彻，用药别有新意，大可供作借镜。所以当即在内务府坐了下来，一卷一卷细细的看。
按说，同一脉案，用药不致大相径庭。那知不然，二十四卷，起码有十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应该补肾；有的说，应该用六味地黄丸；有的说，当补命火；有的说，要用金匮肾气丸；又有主张补脾胃的；也有断言，必当气血双补，用参茸之类极珍贵的药。其中有一卷最妙，说皇帝的病，应当阴阳并补，所开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都是悬揣之辞。”杜钟骏率直陈言。“没有一个人搔着痒处。”
“我想也是！”继禄说道：“皇上的病，连我们经常在内廷行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远在上海，只凭脉案开方子，岂有不是隔靴搔痒的？”
“正是这话。”杜钟骏问道：“听说皇太后中秋吃坏了肚子，一直拉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
正说到这里，另一内务府大臣奎俊闯了进来，探问“阅卷”的结果。听了杜钟骏的意见，只是摇头。
“不用说远在上海，”他说：“就近在咫尺，象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皇上吃了毫无效验… 。”他忽然顿住，欲言又止，是有话想说而有所顾忌似的。
“你说吧！”继禄比奎俊更无顾忌，“忌讳什么？”
于是奎俊将哽在喉头的话吐了出来：“你们在这里请脉，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们不请脉更好！”
听得这话，杜钟骏惊疑不定，但不便多问，而且料想追问亦不会有结果，只好当作没听见，接续未完的话题，问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时好时坏，一直在闹肚子。”继禄答说：“不过不愿意大家提这件事而已。”
“为什么呢？”
“你想，皇上天天请脉，有脉案发出来，皇太后再病了，岂不影响人心？”
“这样讳疾总不是办法！”杜钟骏说“老年人最怕这个毛病，而况… 。”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么不说下去？”继禄催问。
“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说皇太后抽抽这个，是不是？”杜钟骏做了个抽大烟的手势。
“你指皇太后抽‘福寿膏’？偶尔抽着玩儿，没有瘾。”
“那还好！”杜钟骏点点头：“不然，烟痢是最麻烦的。”
“听说陆总宪，就是戒烟之后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从新官制颁布以后，只设都御史一员，由原任左都御史陆宝忠蝉联。
此人是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职，当到左都御史。谨慎清廉，说来是个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上年厉行烟禁，京中各衙门官员，准许自行陈请，限期戒断。京外大小文武官员，则限定在六个月内戒绝。半年已过，详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旧，王公两人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大臣两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个是都御史陆宝忠，一个是副都御史陈名侃。
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决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其实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了不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
※ ※ ※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