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3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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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和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和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别加重语气：
“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和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
“原定两条宗旨，一条按律定罪，一条加重，请惇王定夺。如今第一条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条，竟无须乎再跟惇王请示了。”
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原来约他未正议事，不想提前了一个时辰，是不是他也要参与过堂？在大清会典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例。不过这时没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进来再说：
亲王仪制尊贵，又是在衙门，自然依礼行事。张之万与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门外站班，其余的在二门站班。等惇王的轿子一抬进来，又赶到大堂阶沿下，肃立相迎，停轿启帘，只见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轿子，一路拱手，连声说道：“少礼，少礼。”
照开国之初的规矩，一品大员见亲王都是两跪六叩首的大礼，以后礼数稍减，但也得磕头。不过惇王赋性简略，不喜欢闹排场，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请安。
“刑部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四面看了一下问：“这就是陆炳的‘锦衣卫大堂’吗？”
惇王口中的“锦衣卫大堂”，大概是戏中的说法，但陆炳当过锦衣卫指挥，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锦衣卫，说得并不错，所以张之万答应一声：“是！”
“那么‘镇抚司’呢？在那儿？”
张之万回身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镇抚司有杨椒山种的一棵槐树，如今还在不在？我看看去！”说着，惇王就要举步。
张之万大吃一惊，又称“南监”、“北监”的南北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岂能让亲王入目？而且从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颇有不甘于投闲置散的模样，眼前为云南报销案，主张严办，纠葛不清，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见了监狱中的种种不堪情状，找上什么麻烦，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只好硬拦，“回王爷的话，”他屈一膝说道：“刑狱是不祥之地。王爷金枝玉叶，万不宜到这种地方。再说，杨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当柴烧了。”
惇王倒不是发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只为索性好奇，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想开开眼界，既然张之万这么说，自不便坚持，便笑笑作罢。
然而张之万仍旧在为难。过堂画供，是不是请惇王参与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决不可行。但不请他参与，又将他安置在何处？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请他到堂官聚会办事之处的白云亭去休息。无奈刑部地势最低，连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闹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绝，白云亭“宛在水中央”，进出都用几案排成桥梁，又如何请惇王去坐？
就在他这踌躇之际，惇王已窥出端倪。喊一声：“青翁！”
“是！之万在。”张之万很尊敬地回答。
“你们过堂。”他指着东面说，“我就在那儿坐一会，你不必张罗我，办你的事。”
“这，这屈尊王爷了。”
“不要紧，不要紧！就当我观审的老百姓好了。”
这句话，大家都听了进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样子惇王是特意来看过堂的，得要当心，别弄出什么毛病，让他抓住。
“丹翁，”张之万低声说道：“惇王在这里，咱们不宜南面正坐吧？”
“这话倒也是。”
“我看这样子，咱们分坐两边，中间空着。丹翁看这个章程，使得使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