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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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起码是个亲王，如今那有这么一个皇子？
“一点都不假。”那跑堂又说：“是鸿胪寺的立五爷说的。立五爷还在西头那间雅座，他常在宫里当差，不知见过皇上多少回，错不了！”
成麟舒了口气，心里异常好奇，看样子是不假，但皇上溜出宫来，微服私行，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看他还似不信，跑堂的便又举证：“宣德楼的那段新闻，你老总该知道？”
“宣德楼出了什么新闻？”成麟问道：“我去年出京，这两天刚回来，一点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了！”跑堂的说，“翰林院的张老爷、王老爷，在那儿遇见了皇上，皇上还让王老爷唱了一段白门楼，夸他赛似活吕布。一过了年都升了官了。”
愈说愈奇，也愈教成麟不能相信，然而无法再往下追问，因为他所请的客人，已陆续来赴约了。
这些客人包括成麟的表兄巴颜和在内，听得成麟相邀，当他跟李光昭出京，大功已成，设宴庆贺，所以一见面纷纷道贺。越是恭维得好听，成麟心里越难过，也越着急，因为借钱的话，更难出口了。
好不容易，成麟才把话引入正题，说是自己也打算买一批洋木报效，希望大家先凑一笔钱出来。
“老三，”巴颜和不等他毕其词，就性急地问，“那李知府不是说，能凑十几万银子买洋木吗？”
“不错！”成麟赶紧接口，“不过他是他的，我是我的。”
“这话就不对了！”巴颜和疑云大起，“当初原是这么说的，一起出京办木植，他出钱，你出力，将来劳绩的保案上去，优叙大家有分，只要他补上了实缺知府，你起码也能补上一个九品笔帖式，何用你花钱报效？”
这话把成麟问得张口结舌，原形毕露。于是有人敷衍着说：“成三哥犯不上花这钱。即使真要报效，等李知府的木植运到，匀出多少，归你的名下，该多少价款，我们想法子凑了还他。”
成麟心里有数，这还是人家顾他面子的说法，倘不知趣，再说下去，就要盘诘李光昭的底细，会弄得很难堪。所以装作很感激地拱手说道：“这样也很好。到时候真要那么办，我再请各位帮忙。”
这顿饭，在客人自是吃得索然寡味，做主人的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官梦震醒，而且还得应付巴颜和的索债：
他经手替李光昭代借的五百两银子。
这里所谋成空，李光昭却还在广州盼望。看看资斧不继，后路茫茫，一不做，二不休，悄悄在广州置办了动用物品，带着他那名十分玲珑的跟班，名叫李贵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进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起坐，房门上贴出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命李贵在跟别人谈到他时，称为“钦差”。又弄了几口大皮箱，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外面贴着“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放在起坐间里，进门客人，一望而知。同时雇了一顶绿呢大轿，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镜，招摇过市。
这一下，立刻便有人来兜生意，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和粤海关有圆明园工的“传办事件”，是香港商场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谈生意照例先拜会，后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讲到正题，李光昭便天高皇帝远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说是既买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间剥削。别人不知道他是骗惯了洋商的，都当他精明能干，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结果找到一个法国人，名叫安奇，一谈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决定买三万尺的洋木，谈好价钱，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连连冷笑，说是象这样的生意，只有买主先孝敬经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买洋木，还怕少了他的价款？等木植运到天津，验明货样，自然照价发款，内务府办事的规制一向如此。
于是签了约。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国已有多年，但运气不好，经商迭遇风险，在广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债，能有这笔大生意，可以一苏涸辙，所以格外迁就。至于李光昭的来历，他虽也怀疑，却认为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对中国的官场，极其了解，天津教案发生时，曾亲历其境，看透了中国人办洋务，只讲保住虚面子，暗地里多大的亏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签的约，有“圆明园李监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约”字样，果然属实，则等货到天津，一经验收，不怕拿不到钱，倘或假冒，则可请求领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约。他深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最会做官的，必不肯为了上十万银子，闹出大清皇帝悔约的纠纷，贻笑列国，颜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道圆明园工程欲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万寿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务府的人不听自己的话。他预备这样说：洋木总值是三十万，自己答应过报效十万银子，扣除以外，应找二十万两。付掉安奇的价款，起码还能多十万银子。拿这笔钱在吏部加捐一个“大花椽”，把没有“部照”的候选知府，弄成个真的，等奖叙的旨意下来，再打点打点，搞个“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补的名堂，然后走路子指明分发到湖北，那就扬眉吐气了。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