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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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实行逃跑主义，长征一开始很乱很被动。有人说，长征有准备没有？郭化若说有，又没有。说有，是指秘密准备大搬家，连石印版也要搬走；说没有，是说在路上没有打仗的准备。到湘南可战而不能战，只是退却逃跑。行军中不很好组织前后左右掩护。战略转移的方向是毫无道理的，要到湘鄂西和二军团会师，那里地区比中央苏区较小而不是较大，群众工作基础比中央苏区较弱而不是较强，兵力也很少（约六七千人），在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之第五次“围剿”，到那边，难道敌人就不来“围剿”吗？

大搬家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过湘江时准备不足，组织不好，指挥不当，损失过半，红军由八万锐减到三万。蒋介石判明红一方面军将向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会合，布置了数十万人的大包围圈。如果红军照原计划北上，确实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直到将被消灭的大祸临头时，坚持错误主张的中央领导同志才在黎平会议上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了原来北上的计划，决定向敌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前进。黎平会议可说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

长征初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对郭化若这样的人是不信任的，对郭化若，还有萧劲光、宋时轮等的行动开头都派人监视。郭化若记得一天下午快到黎平时，部队在行进中受阻，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用轻重机枪扫射。陈赓派一个参谋带一个营去把敌人轰走，没有成功。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同宋任穷说：“要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去。”他的眼光一直望着郭化若，但郭化若未露声色。陈赓又说：“哪个去？”大家都没有回答，郭化若便问“我去行不行？”陈赓马上回答：“那当然可以。”郭化若便带着那个营再去，那个参谋也去了，他走在前面，敌人枪响后，郭化若叫他卧倒，他仍前进，结果一发子弹将他的左腿穿了一个窟摩，只好叫人背他下去。郭化若指挥大家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并指定一个分队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攻，没有怎么打枪，大家呐喊一阵，到黄昏时，敌人就退下去了。他们也不去追，撤回来继续赶路。这一仗之后，据说再没派人监视郭化若了。其实开始时，对陈赓也是不信任的，因他1933年3月被捕，后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跑回了苏区，但博古等对这段历史怀疑，派人去查询，过了遵义，问题查清了陈赓才受到信任，此事陈赓专门告诉过郭化若。郭化若当时说，你的问题这样快就搞清了，我的问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呢。不过毛泽东一直是信任郭化若的，长征开始郭化若也是随干部团行动的，走在部队的后面。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的工作忙起来，往往晚上工作到深夜，然后同战士睡在一起。他怕早上醒不来，要干部团特科营每天叫他起床，这任务实际后来就落在郭化若身上。郭化若发现毛泽东有个习惯，早上起来后洗漱完了不吃早饭就上路，等走了几里路之后才掏出饭来吃，当然饭早凉了。当时已进入寒冬，这样常吃凉饭怎么行呢？郭化若就找警卫员商量，警卫员很为难，说这是主席的生活习惯，我有什么办法呢。于是郭化若每天早上到附近村庄找老乡要上一水壶热米汤，交警卫员塞在背包夹层中背着，主席吃早饭时就可以喝上热米汤了。这样做大约有个把月时间，一直到遵义。毛泽东对这件事自然印象很深，到延安后还常提起，末后按语：难得的一片心啊。

一九、郭化若的脚病突然好了

1935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干部团是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的传达，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革命有救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个“关”，是娄山的关，也是中国革命的难关，是惊险难越的，但终于越过了。

会议是有准备的，准备的重点是说服和争取当时在中央领导中最有实际领导权的同志，而这种政治思想工作是在由瑞金到遵义8000里路的80天左右行军和休息中进行的。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由反对毛泽东转到拥护毛泽东，这是180度的转变，应该承认是难能可贵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建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坚决推辞了。毛泽东建议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3同志组成3人小组代表党中央领导军事行动，这样就避免了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召开政治局会议，而又体现了集体领导和党内团结（中央书记未改选，军委主席、总政委、总政治部主任都未动，这是有利于团结的）。

听了遵义会议的传达，郭化若自然更高兴，不但是中国革命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而他的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了。他高兴地东跑西奔找老乡筹粮，忙了一天，晚上痛痛快快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令他惊奇的是脚后跟的溃疡痊愈了。创口好了，再也不痛了。他不由得大喊起来：“我的脚病好了。”干部团的同志开始很奇怪，知道后也都为他高兴。他在脚后跟溃烂的情况下行走了8000里，吃了多少苦啊！郭化若脸上挂满了泪花。他擦了擦就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的忍耐和毅力感动了上帝，所以病一夜就走了。”

遵义会议后，我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急夺泸定桥，在15倍于我的敌人堵、追、截、围中，摆脱了出来，把敌人甩在6天行程之外，越过了长江天堑，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是军事指挥艺术无比高超的表现。

干部团一般走在大部队后面，参加一些后卫掩护战斗，只土城战斗打得激烈一些，伤亡了几十人。当时强行军时间多，但大家精神愉快，仗也打得很利索。

一渡赤水走得最远，走到扎西，走了约13天，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的原定计划，集结扎西待机，设法调动敌人。

二渡赤水，是发现在贵州东北面的敌军兵力空虚，我军即二渡赤水，急攻娄山关，消灭王家烈贵州武装8个团。王家烈由此丢了贵州省长，这给地方实力派很大震动，他们开始害怕红军了。

接着直奔遵义，击溃敌吴奇伟两个师。当敌人以为我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时，我军迅速向西北上，三渡赤水。这次打起火把夜行军，但过了赤水只走两天，即在鱼岔、铁厂（在古蔺县城东）停止。敌军一见我又向西北移动，误以为我们又将在宜宾附近渡江，即调全部机动部队平行追击。这时恰好蒋介石到了贵阳（好在他在前线，反应快）。

毛泽东判断敌军已被我调动（云南龙云部早已调离昆明，乌江守军吴奇伟纵队已离乌江北上）。我军立即紧急地隐蔽地四渡赤水。这时敌军打着火把大举向西北急追，我们主力则悄悄地向东南急进，在贵阳省城东不远处过了乌江，并派出小部队向遵义佯攻。过乌江时和以后，还沿途布置了几次佯动。一是在清水河架桥佯作向湘西二、六军团方向行动，二是派小部队向贵阳城佯攻（此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无兵可调，只好让龙云部队守卫）。

然后，沿贵阳至昆明大道以南的山区向西急驰前进。这回是急坏了云南地头蛇龙云，他怕红军占领昆明（昆明和越南的铁路相通，当时法国是由共产党参加的人民阵线掌权，敌人怕我打通同河内的联系，取得法共的外援），更怕蒋系部队进占了他的老家。龙云急调回他的部队，昼夜兼程赶回昆明守城。我先头部队也派了少数部队在城外10多里地方佯攻一阵，而主力则分3路向北急进。左右两路到达金沙江边时由于渡船过少或流急而不能过江，只在中路以干部团第三营为前卫星夜急进到了皎平渡，得了六条较大的渡船（每船约可容一排人），并修好一条破船。于是左右两路之一、三军团，除三军团之13团从洪门渡过江外，均调到皎平渡来，总部和一、三军团主力都只有这一渡口。当即多方大力动员当地船夫帮助，七条船日夜不停地摆渡，渡了六昼夜，才将全军渡完。第九军团另走一路，他们倒是得到较多船只，从容渡过了江。这样，等红军全部渡完时，敌追兵才赶到江边。我军战略机动的巧妙，把敌人甩在六天行程以外，这在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的。红五军团文工团在渡过金沙江后，演出了一个短剧叫《一只破草鞋》，讽刺敌人日夜奔走，追到江边，毫无所获，只捡得一只破草鞋。事后郭化若同毛泽东谈到这段历史，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天下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样厉害罢了。”

二○、毛泽东可不是石达开

过了金沙江，前面还有条大渡河。这中间是少数民族区域，有三派奴隶主控制这个区域，都有反动武装。从前石达开就因在此地区稍作逗留，以致被清兵袭击，全军覆没。蒋介石大肆鼓吹，说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

长征队伍行至少数民族区域边界时，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干部团在一个山坡上休息。六月初了，天气开始热起来，大家都穿着衬衣，郭化若坐在一个土墩上，摘下帽子扇着风。陈赓走过来说：“总教官，是不是安排点活动呢？”当时红校有边行军边教学的任务。郭化若思考片刻说：“请大家讨论一下红军会不会蹈石达开的覆辙，为什么？行不行？”陈赓表示同意，大家立即开展了讨论，发言很踊跃，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的结果是红军绝不会像石达开那样，原因是有党中央的正确的领导，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定能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毛泽东不是石达开，红军也不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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