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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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是家里的客人，她说都是找宾雁有事的，并告诉我宾雁生病了，发着烧。我侧身绕过门厅中的两个人，进了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大屋。见宾雁斜倚在沙发上，身上披了件大衣，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纪录，对面小沙发上有一位妇女给他讲着什么。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经成了上访接待站。大概是因为生病，宾雁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朝我轻轻点点头，继续全神贯注听那位妇女含着泪诉冤情。我站在那里倒显得碍事，便拜个年就告辞了。朱洪送我到门口，我们相视一笑，她也是一脸无奈。去宾雁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知道，这样的日子在宾雁家是司空见惯。
宾雁喜欢好电影，他收藏了许多国外名片，我有时会在他那里借电影录像带看。宾雁从三里屯搬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后，房子略大了一些，客厅里能放下一组柜子，其中一个柜子里放满了录像带。他向我推荐过几部好电影，其中有《猎鹿人》和《夜间看门人》。有一天我去取录像带，那时他刚从西德访问回来不久。访德期间，他给自己出了个题目，看德国人如何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他当时希望这篇文章能使读者联想到中国，联想到中共建政以来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然后问一声，你们反省了吗？他给文章起的题目是《他们不肯忘 记》，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忘记了吗？宾雁很兴奋地给我讲他在德国访问期间的感受，特别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在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前下跪的一幕。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带来很大变化。它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并且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工人利益。他说，看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就知道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假的。他断定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已经实现了。
我们还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联系。其实宾雁从来都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格外敏感。他当年在哲学所编《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就收入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弗兰尼茨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危机》
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论述多有相通之处。我知道在宾雁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正象他自己写到的：“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越是富于吸引力。”但眼见共产集团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同马克思给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开始困惑，希望找出症结何在。
为此我们回顾了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修正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设想是错误的，认为社会进步应当通过民主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他的某些观点恩格斯在晚年也同意了。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恩格斯的名言：“资产阶级的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施坦的继承人，但是比他走得更远，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不同于那个时代。伯恩施坦在哲学上信奉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勃兰特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则吸收了卡尔。波普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受波普“开放社会”的影响，他们提出“开放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从马克思的遗产中继承了有关个人和人类自由的人道主义遗产，把它当做自己的理论基础。勃兰特宣布：“自由精神是我们党的原始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也指明：“社会党人主张这样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成长发展，都能以主人翁态度投身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同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公平原则，关注个人道德，开放地择取人类精神文化成果，与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对话，批判苏式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与此相反，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分离出另一条在不发达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明，它把组成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活生生的个人，简化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客体。他们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简化为具有互换性的标准件。因此他们可以数字化地处理人命，按比例地迫害大众。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政党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思想禁锢、舆论控 制、党内清洗、警察滥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万民如刍狗。它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霍尔瓦特将之称为“国家主义”。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种国家主义之下，工人则只能听任统治者宰割。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手中登峰造极，传至中国，贻害至今。
宾雁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宾雁将其称为“四个不改”。他特别赞赏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想。”他把这句话抄在一张卡片上。在自传中，宾雁还写道：“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要创造一种全无独立的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我想他的心与罗莎。卢森堡是相通的。
宾雁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他对苏联、中国的现存社会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忽略了这种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的血缘关系。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可以统称为极权社会主义。汉娜。阿伦特正是把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当作分析极权社会的样板。苏联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褐衫党，都是用来制造社会恐怖的工具。当恐惧笼罩着社会，并渗入每个人的内心时，专制暴政便高歌猛进。宾雁感慨，德国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往往会反省到全民族的软弱，每个人都有悔罪感。他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纳粹时期是受到残酷迫害的，但勃兰特却不以此开脱自己的党。他在纳粹受害者墓前毅然下跪，代表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忏悔和认罪。宾雁问我，在中共手下屈死的人命何止千万，有谁曾向老百姓下跪悔罪？我说，他们不会下跪，只会让冤魂下跪来感谢虐杀之恩。宾雁长叹一声，默然无语。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