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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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
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 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炼狱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它的攻击性不仅存在于外部的政治斗争，而且直指人的内部世界，侵入人的心智、情感、灵魂。它象恶性繁殖的癌细胞，侵蚀着诗经、楚辞、先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所奠定的汉语言说的传承。它利用“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建构出一套用于操纵、控制人的活动，麻痹、遮蔽人的心灵的语汇。随着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 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紧盯着你，突然发问，穷追不舍；而正琳则是雄扬的，分析问题天马行空，角度独到，令人拍案。我是见才心喜，更何况八十年代初，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时代，碰到心灵相通，学养相俦的友朋，真是喜不自禁。白天大会听我们上辈学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会后在宿舍里竟夜长谈。文章砥砺，机锋相搏，思辩互见，妙语迭出，每有精思迸溅，恨不能呼人唤酒，浮一大白。后来据嘉映回忆，和正琳两人十天睡觉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乘车返回北京，又是一路的长谈。除了哲学之外，话题更广涉历史、文学、政治各个人文学科。入夜，旅客们熟睡，唯有我们这个卧铺车厢中轻声细语不断。车厢外、旷野中孤灯摇曳，昏暗的车厢内苏大哥、嘉映、正琳手中几点黄亮的烟头，那明暗极象荷兰画派常用的色调，映在我心中，二十多年不褪。
分手后，接到嘉映的信，说这几个人不是轻易就有的，散了可惜，应当有个聚会的机会。于是商定，每月初在嘉映的黑山沪住处开一次讨论会。选定主题，推人做中心发言，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这就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黑山沪聚会。最早，参加者有嘉映、嘉曜、正琳、胡平、友渔，苏大哥和我，阿坚也常到会，后来甘阳、庆节、国平也来参加。由于每次讨论的主题结合主讲者自己的研究专题，而且讨论相当深入，嘉映觉得这样说过就丢了太可惜，我就提议每次主讲人都把主题发言整理成文，由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于是就有了嘉映的论海德格尔，正琳的谈新黑格尔主义，友渔谈分析哲学，和我对马尔库塞的讨论……。
宾雁是个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结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记者工作之余，偶有闲暇和我“通个消息”，我自然满怀欢喜地向他介绍了新结识的朋友。宾雁很有兴趣地听我的介绍，说什么时候能安排个时间大家见一见。但由于他超乎想象的忙，这一面要等到几年之后了。我对他说没时间见面也没关系，在我寄给他的《国内哲学动态》上能看到我们讨论的成果。当时我也不过是告诉宾雁这个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贪官污吏正斗得紧，不会有时间关注这些太抽象枯燥的东西。谁知，他竟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嘉映的谈海德格尔的文章，对里面谈的内容挺有兴趣。电话中我们还对“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讨论了一番。我说嘉映文章写得很精到，他说会再仔细看看。以他那时的工作节奏，真不知他哪儿来的时间，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还关心当年采访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宾雁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后来和林春相识相爱。这本是个人私事，偏偏关心林春这个“好孩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对他们恋爱的人不在少数。结果有些好心人找到宾雁，想让他出面 干涉。大概他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对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谈恋爱有点大逆不道。因为天予到北京后曾经住在我家，宾雁就打电话找我，口气很急，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他松了口气，说“如果人家是自由恋爱，外人还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过那么多苦。”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天予林春谈恋爱这件事，和天予受过多少苦本没有什么关系。
可在宾雁那里，凡是受过苦难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宾雁记者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他踏遍中华大地，见证与言说着无权者的苦难。他自己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无时不在风口浪尖上。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奥面对加尔文，索尔仁尼琴面对苏联共产党。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