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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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
　　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友，这样怎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
　　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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纪念碑雄立中央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碑顶巍然自由天使面向众生庄严高唱‘人间地狱终将倒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
　　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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