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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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此来犒劳官员们。
这些出自皇家库藏中的巨额赏赐意味着在非消费性的物品（钱和贵金
属）中，有一大部分是处在流通之中而并非被贮藏起来，因此实际上朝廷的
赏赐甚至影响到了小店铺老板和饮宴上演奏的乐手。同样地，朝廷也用钱来
支付官员的俸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钱无论作为赏赐还是俸禄，它
最终还能以纳税的方式回到了国库中。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国家的经济并
不仅是建立在金钱上，而且更是建立在以实物特别是以谷物和稻米所纳之税
和开支上的。这些最基本的物产并非轻易就能够增加，而是要服从于反复无
常的自然条件（旱或涝）。然而致命的却是，大量的粮食贮藏，在平常的年
份尚且要用于实际消费，而当危机年头，需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时，消费量就
更大了。
通过有关平常年份的可资利用的很少几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开支
得以在其中运转的一个界限。１１７１ 年谷物的总储藏量为 ２０７０ 万石。而国家
每年可以收入的谷物为 ９００ 万石，其中有 ７００ 万石被用于日常开支，主要是
官俸支出。所余的部分，有 １００ 万石用于赈济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地方的百姓。
这意味着政府所掌握的仓储总量足够两年之用。１１８０ 年从租税收入 ２０００ 万
贯钱，其中被花费掉了 １０００ 万贯，可见在钱这一方面，剩余是相当可观的。
① ＇597＇《大金国志》，卷 32，第 236 页。
② ＇590＇《刘豫事迹》，36b。
短短几年之后，在 １１９２ 年，谷物和大米的储藏量分别是 ３７８６．３ 万石和 ８１０
万石，其库藏总数足够提供官俸和军费五年之用。而这时掌握在国家手中的
钱已达 ３０３４．３ 万贯，这一笔钱足够支付两年略多一点的一切日常开支。但是
如果发生一连串粮食歉收或战事，或者二者加在一起的话，很快就能将这些
储藏用掉，而偏偏几年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我们已经讨论了垄断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简短地将几项
较重要的租税列举一下：地税是一项实物税，一年需交纳两次，一次在夏季，
一次在秋季。税率是按照纳税者所占有的土地来决定的。上田每年每亩收粟
５．３ 升，其中夏税 ０．３ 升，秋税 ５ 升，另加重量为 １５ 斤的一捆稻草，至于这
些稻草（或者干草）是用来作为牲畜的饲料还是用于建筑或者修缮，我们还
搞不清楚。官地需要交租来代替一般私地的税，但这仅仅是名称上的区别。
此外，凡城镇中租住官府的建筑物也要交租。
在土地税以外，还征收一种叫做物力钱的财产税。它是建立在对财产包
括土地，以及田园、果园、树木、房屋、牲畜进行总估算的基础之上的。对
于猛安谋克户所征的财产税则以牛的数量为准（即牛头税）。不同于通常品
官免税的特权，这种财产税是从品级最高的大臣往下每个人都必须交纳的，
对于女真人也不存在特权。
财产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怨恨，原因是每户的财产都须由官方进行评
估，对财产的普查最主要的是由政府官员进行，但由于百姓对官吏无情征掠
的普遍不满，一度也改由乡贤主持。这种根据评估征收财产税的制度则为这
一事实所困，即财产状况在两次评估之间常常发生变化。我们经常看到有些
沦为贫困的户却仍然需按他们原来的财产征税，而一些新富起来的户却可以
按照他们以前财产而交纳少得多的税。在经济地位上的变化之普遍，表明了
社会中存在着等级之间的变迁性。我们并没有哪类财产应该交纳多少税的具
体数字，但我们知道在一年中（１１９８ 年）从这项财产税征收的总额是 ２５０ 万
贯，这远远少于原定计划的 ３００ 万贯以上。原定计划中有大约 １／５ 因为贫穷
和无法纳税等原因而被勾销。
１１８０ 年制定的商品税率规定，金银的税率为 １ 分，而所有其他商品为 ３
分。后来又提高到金为 ３ 分，所有其他商品为 ４ 分。在战争的危急关头，还
征收过额外的财产税，第一次在 １１６３ 年。我们不知道具体数目，但透过史料
我们可以看到强行掠夺的现象肯定一直在蔓延。最后，通过出劳役或者出驿
马来免除租税，也可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但这里也完全没有可资利用
的数据。毫无疑问，在货币方面，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的一项是榷盐，但是国
家的生存却还是主要依靠粮食，而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却是最不稳定变化无常
的因素。
学术、文学和艺术
南宋文明的灿烂光辉，甚至当蒙古入主中原后，也曾深深打动过诸如马
可？波罗一类的外国人，它确实使金统治时期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问一问，这威力影响中国知识阶层在后来几个世纪的价值判断
到什么程度，这里指的特别是明朝，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外族入主中原
不过是野蛮人对从宋到明延续下来的历史的一段干扰。仅仅是在另一个由外
族也就是满族建立的朝代，金朝的作者才受到了更多的注意，他们的作品才
被重新刊行或者被从各种各样的史料中搜集起来编成文集。金朝在学术史和
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就是以后来收入各种文选和诗集的那些金代著作为衡
量标准的。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那就是在儒家学说的大传
统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属于金朝的学者的位置。要想搞清这究竟是由于后
人的偏见，还是由于金朝学者在质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按照纯粹的标准衡量，金朝在章注学以及诗、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
相当可观的。①不幸的是，这些写作于金朝的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我们今
天都仅仅知道篇名，作品本身却散佚了。这又一次让人联想到后世那种有意
的视而不见，它还让人不得不想到这种态度是否公正的问题。说到底，传统
也是包含有选择的，但按照汉族的传统，在选择过程中却把金绕过去了。在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年）这个大人物的遮蔽下，中国北方的学术贡献只不过就
是些述而不作的章注之学了。
学术界的因循守旧，满足于对唐和北宋思想的重复，似乎成为金统治下
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虽然宋金两国间并没有相互隔绝，但是交流上的自由
往来和学术上的接触却急剧减少了。在金朝的知识界中，对于南宋的许多书
籍的确是一无所知。事实上，就是朱熹的那些主要著作，也是当 １２３５ 年金朝
覆亡之后，才由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名叫赵复的南宋学者介绍到北边来的。①
因而，北方学者的乡土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这种缺乏交流的状况而引起
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用来解释北方文化相对荒芜的惟一原因。
金朝最初几十年间绵延不绝的战争固然造成了有害的影响，除此之外，
随着宋朝从开封迁都到杭州所造成的人才枯竭也确实应该被考虑在内。开封
作为两个世纪以来的国都，现在降到了地方城镇的地位，多少年来，凡是从
宋路经开封的目睹者无不为当年光辉的凋谢而叹息。在这种萧条的学术气氛
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改变只能是逐渐的。
在熙宗朝，皇帝亲自参加尊孔活动，提倡崇儒。１１４０ 年孔子的第 ４９ 代
后裔被授与衍圣公的爵位。从此时起直到大约 １２ 世纪末，一个以汉族模式建
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使汉族文人大大增加了入仕的机会。学术和艺术生活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恢复。到 １２ 世纪末，在汉人、汉化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中
间都有学者涌现，他们都是金朝科举制度的产物，都因世宗朝长期的和平而
获益。当蒙古人入侵这个国家之后，这些人便在最广阔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
的文化。在中国北方的蒙古统治者之所以能逐渐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正
是这些在金朝时就曾使中国文化传统形成并且将其保持下来的人们的伟大成
① 在台北国防研究院 1970 年出版的新的两卷本《金史》的第 2 卷中，收有一份由杨家骆所辑的金人著作篇
目，这个篇目列举的篇目不少于 1351 个（包括碑铭）。
① 关于金代学者与南宋理学的情况，见＇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 199—200 页。
就。即使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与他们同时代的南宋学者那样的学术高
度，但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狂暴的、天翻地覆的时代，中国传统价值之得
以存在下来，这些金朝文人，不论他们是什么民族背景，都是功不可没的。
自然科学如同哲学一样，金的贡献更多地是在传统地墨守成规的那些方
面，而较少创新。对于从北宋所继承的科学遗产，没有任何新的从理论上进
行的讨论和突破。具有诸多宇宙哲学因素，因而在中国一直属于实用学科的
天文学，在金朝的发展则仅限于司天台等官署之中。金朝时颁行过几次新历，
最后一次在 １１８０ 年，这一历法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蒙古人的元朝于 １２８１
年又颁行一个新历之后才被取代。金人也撰有几部地理学著作，还刊行过几
种在金朝领土上的游记，但在这个领域里，也像在天文学的一样，重在阐述
而非理论上的创新。与此形成对照的，倒是金朝（还有元朝初期）中医学的
繁荣，这种繁荣可能与中国北方对道教的普遍尊奉有直接关系（见下一节）。
①
金代的文学也像金代的学术一样被后世所忽略，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在
此后几百年中逐渐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个别作者收集起来的少数文集。不
过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包括被清代汇编的由个人创作的诗词。散见于这些文
集中的诗词共有 ５５００ 余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