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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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82＇窦德士：《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
结论：元朝为什么灭亡？
元廷在 １３６８ 年退回草原后的一些年间，仍旧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朝廷，但
他们一直陷于想入非非之中，而不能使头脑冷静下来，去弄明白造成自己统
治灾难性垮台的原因是什么。相反，在明朝创建者的头脑中，这个垮台仍然
历历在目，他们认真思考元朝垮台的原因，以此作为反面教训，胸有成竹地
构筑起他们的明王朝。简单地讲，他们的药方是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坚决
打击任何自私现象与腐化行为；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处理政务，行动中不能
顾虑重重和宠信偏爱（妥欢贴睦尔在这点上最糟糕）。这样，这一统治体系
就能真正使儒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得到加强，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和平与繁
荣。
明朝的这些方针政策是否基于对元朝缺点的正确的公允的评价之上呢？
元朝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妥欢贴睦尔没有尽到责任，允许官僚机构中的派系斗
争加剧、腐化日增而没有加以抑制？或许是这样。至少可以以 １４ 世纪五六十
年代当一个庞大的特权统治阶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所可
能发生的事件为例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因地方自治而形成的全国四分五裂
的局面，确实给了那些地方大员们更接近财源的机会。
要将妥欢贴睦尔说成是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是很困难的。脱脱曾积极地设
法维持中央对全国资源及人事的控制权，当然部分地是通过印制越来越多的
没有任何财源为后盾的纸钞这样一种毫无前途的权宜办法，但这种通货膨胀
政策不能无限期地实行下去（事实上 １３５６ 年纸钞已毫不值钱并停止了流
通）。我们还可以说，由于脱脱杰出的个人才能，元朝才完整地存在了这样
长时间；脱脱的解职极不合时宜，在他离开后，中央集权的元朝统治也就不
复存在了。明朝开创者们从元末混乱局面中汲取的教训确实有某些合理的因
素。
然而，还应该回想一下 １４ 世纪到处发生灾害这个事实。在各个蒙古汗国
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的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
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免遭其中的
某些灾害。中国则无一幸免。在 １４ 世纪中，至少有 ３６ 个冬天异常严寒，比
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①在黄河流域地区，水灾与旱灾在 １４ 世纪似乎
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②１４ 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
瘟疫。③妥欢贴睦尔朝几乎年年有饥荒的记载，这些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政府要花大量钱财进行赈济。④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
酿成了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破坏全国的起义运动。
元末的各届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从这些灾难中解脱出来，他们并没
有忽视这些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元朝在医药和食物的赈济上所作的努力都
是认真负责的、富有经验的。事实上，妥欢贴睦尔朝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的灾难时，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元朝做得
① 见＇274＇H。H。拉姆：《气候：过去、现在和未来》，第 2 卷，第 447 页。关于妥欢贴睦尔在位期间严寒气
候的详情，见＇653＇《元史》，卷 51，第 1097—1098 页。
② ＇57＇赵冈：《经济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人与土地》，第 203 页。
③ ＇653＇《元史》，卷 51，第 1111 页。
④ ＇653＇《元史》，卷 51，第 1109—1110 页。
更好？如此反复的自然灾害长期积累的后果，很有可能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束
手无策。如果中国正常的年景多一些，元朝有可能比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要长
得多。
对于元朝垮台的主要因素及一系列原因，将来肯定还要有长时间的研究
与争论。但我们也要记住，从任何意义上说，元朝在历史上都不是盲目力量
的牺牲者。１３６８ 年，元朝是被一个意识上极端、道德上激进的革命运动赶出
中国的。反抗者们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不懈的努
力。他们利用 １４ 世纪五六十年代元政府一切明显的弱点，从而使自己看到了
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的前景。元朝政府本身也曾有机会去获得这种远见，但
它却令人不解地没有这么做。如此看来，元朝的最终倒台是因为明朝的开创
者决意要它如此。
第八章
元代政府与社会
政 府
元代政府结构的形成发生在忽必烈（世祖，１２６０—１２９４ 年在位）统治期
间。尽管有元一代政府组成机构的功能与形成一直在变动之中，但忽必烈时
创建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基本组成因素一直保持到 １３６８ 年元朝结束。
在政府的创建中，忽必烈本人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为了创造一个反映
各种文化的官僚系统，他注意听取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畏兀儿人、吐蕃
佛教徒以及蒙古人的建议。元朝官僚机构所用的正式名称可能会导致这样的
结论：忽必烈不过是建立了一个近于纯汉化结构的政府。但实际上，元朝官
僚机构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因素相混合而组成的。即使是元朝官僚机
构中的“纯汉”因素，也能追溯到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以及汉人的
唐、宋各朝政府。
在忽必烈早期朝廷中影响最大的汉人是刘秉忠（１２１６—１２７４ 年）。刘秉
忠是禅宗佛教徒，是蒙古皇帝的心腹。在刘秉忠与王鹗（１１９０—１２７３ 年）、
姚枢（１２０１—１２７８ 年）、许衡（１２０９—１２８１ 年）等一小批汉人谋士的指导下，
在忽必烈朝的最初十年内，建立了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①行政、军事与监察
机关之间的三足鼎立、权力平衡的中国传统方式并没有改变（至少在表面上
是这样），建立了中书省处理行政事务、枢密院负责军事事务、御史台负责
政府内的检查监督的机制。②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的实际功能方面，我们看
到军事与民政的管辖范围有很大的重叠。汉族文士们对这种重叠有很多批
评，而重叠的根源则在于蒙古人传统上把军事部门和军队将领倚靠为政府的
核心。
尽管蒙古人倾向于将权力赋予军队，但他们在中国还是创立了一个自成
体系的文职官僚系统。在忽必烈统治时就形成的元朝文官机构的最上层是中
书省。虽然窝阔台（太宗）于 １２３１ 年首创中书省，但如同元朝政府大多数机
构一样，只是在忽必烈统治下，中书省才有了十分明确的权限。中书省是整
个文官官僚机构的神经中枢。在元朝的组织结构中，就联系与控制方面而言，
其大多数部门都最终对中书省负责。例如，军队将领与监察系统的高级官员
以外的人写的所有奏折都要通过中书省送呈皇帝。反过来，中书省也有权荐
举官员，草拟诏书，并奏请皇帝批准。除了作为联络中心外，中书省事实上
对帝国范围内所有的文职官员的任命都有控制权。但是，军队、监察、宣徽
院、宣政院和世袭的投下的职位则通过它们各自的系统来进行。
在元代不同时期，还建立过尚书省，结果被废置。但元朝从来没有运用
① 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刘秉忠的传见＇653＇《元史》，卷 157，第 3687—3695
页。亦见＇52＇陈学霖：《王鹗》。
② 下述元代中央机构的情况，参看＇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412＇拉契内夫斯基：
《元法典》，第 1 卷；＇653＇《元史》，卷 85—92《百官志八》。
过唐代存在过的三省制度，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①元朝中央政府没有
依靠三省而只是一省，这点与女真人的金朝极为相似，金朝于 １１５６ 年取消了
三省中的两个，而仅留下尚书省，下设六部。
仅依赖一省而不是三省，并不能作为元代政府中央集权的象征。很多其
他因素都不利于中央集权。明显的有，军事官僚机构侵犯文官权限范围的趋
势；处于政府正常控制之外的那些半自治的投下的存在；以及地区与地方官
员无视联络与控制的金字塔结构，而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在忽必烈朝这一职位由皇太子充任。由于
有元一代中书令一职经常空缺，中书令以下的两个官员右丞相与左丞相事实
上成了帝国职务最高的长官。他们直接控制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
部、刑部和工部。
在忽必烈时代正式建立起来的六部之中，吏部也许是最有影响的，因为
它有任命全部帝国文官的功能。那些与普通百姓有直接接触的地方文官们定
期由吏部进行考评，决定其晋升、降职或迁调。这些被任命的官员，其任期
应该是 ３０ 个月（若在京）或三年（若在行省），但在制度的实际执行中，常
出现任期长得多的例子。
户部掌管人口统计、赋税记录、国家财政、钞币以及官府制造业。户部
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是对元代典章中有关纸钞的详细规定加以实施。由于元
政府下定决心在帝国范围流通纸钞，印刷与管理纸钞的程序是相当粗放式
的。政府对此深为不安，这可以从伪造纸钞要判处死刑这一事实得到证明。
②
就政治与经济的权力而言，礼部的权限比吏部、户部窄得多。宫廷仪式、
音乐、聚会和祭祀等由礼部各部门负责，此外还有诸如追封庙号、供应御膳、
制造玉玺之类事宜。但礼部的权力不仅仅限于宫廷礼仪，它还延伸到制定限
制浪费的法令以及婚丧仪式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百姓生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