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自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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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洞穴的比喻放在现代科学的眼光中来看，是超乎我们所能估计的适用和正确。爱丁丝说：“真正了解物质科学所谈及的是一个影子的世界，是近代最有意义的进步之一。”而杰恩斯追求以太的量子及波长的时候说：“人们已开始觉得这个宇宙看来像一个伟大的思想，多过像一架伟大的机器。”量子的确成为物理学上的困惑。量子是我们首先看见物质及能力渡过不可见的边界的地方，使我们确认对于物质的老概念已不再适用。当我们对物质作进一步的探究，到了把次原子的极小量充以一百万伏特的电，我们简直是失去了它。这是令天舆论的客观趋势。
柏拉图说得对，我们所能看见及知道的，只是一个影子的世界。我们官感的知觉，只能给我们一个现象世界的图：这是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在现象的背后是本体，物自身，我们永不能凭我们心的推理来知道的绝对真理。多么可怜！这是对于人类缺陷的悲哀的宣告：它是以官觉的知识为根据，自然的东西的存在是知觉而已，我们所认为存在的不过是知觉，且可能是一种幻觉，我们的体质注定我们要隔着一张幕来看东西，而永不能和绝对真理面对面。尽我们所想做的来做，某些东西仍常留在后面：即是那些可知世界的剩余区。这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他心智绝境的悲哀的宣告。对此，人自觉无力反抗。佛曾宣讲它。柏拉图曾说明它，一群献身于对机械及攻击人类知识定律总历世纪之久的哲学家，伤心地承认它，而新近的科学证实它。因此让我们谦卑地接受它，且知道我们是站在什么地位。
我们是背着洞口而坐，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行列的影子，投射在洞壁上的人、动物、用具，及植物的影于。我们可把被锁在官感印象上的奴隶图扩大，除了光及影子之外，加上声音、臭味，及对热和冷的感觉。我们可学习在一切东西在上升的路上走过的时候，把驴叫声和驴，牛叫声和牛，狗吠声和狗，联结起来；而我们可对我们自己说，那些长耳朵的动物作驴叫声，那些有角的动物作牛鸣声，而那些小而多毛的动物作狗吠声。用同样的方法，当一只骆驼或一只马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唤出一种不同的臭味，而在晴、阴、阵雨的比较间，感觉到热和冷。我们可从经验中学习把幕上活动骤雨的影子们联想为雪，及把断续的直线解释为降雨。虽然我们可以做这一切，我们对外面真实世界的知识仍然是完全靠赖官感的印象被一个能推理的心所接受，造成联想、认识，而成为我们所知的世界。
但在影子之上，是日出与日落之间光线及颜色的奇妙变换，而我们甚至可描绘台风及雷电摧毁一切的声音。现在在这些被这样锁住以致无法周围转动他们头的奴隶中，有些比别人更为不安的活泼的心，忙于思索风声和大风雪声的分别，及气温与光线变换的关系，日和夜的真确长短在连续季节上的意义。在那些这样锁着的奴隶中，一个有点关于视觉知识的如牛顿的心，可能思考一种光源的存在，太阳，且从晚上扩散的光推绎出月亮及星星的存在。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都纯粹是离开直接官感的智力活动。
现在，我们将称这些对真理创作性的猜测做什么呢？他们不是我们实在知识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记得在柏拉图的洞穴的喻言中，外面的世界代表本体，绝对真理，物自身，而在洞壁上的影子代表官感知识的世界、现象。而那些较为深思的心对真理作创作性的猜测的努力，及那种想了解最后原因，了解全体，及建立某种一致，而不以影子的连续进行为满意的努力——我们将称这些为什么？它们是思考的努力；它们是心智的所见，不能有直接的证据，但可能属于较高级的心力，一种比只观察影子、声音、臭味，及动作为大的了解力。我们将称这些信念做什么？它们是想象的无把握的奔放？知识分子雄辩的假设？抑或是人理性的较高表现呢？它们可能就是人的整个存在对宇宙的总反应吧？可能这种情景是像人的眼和它所无法看见的紫外线及红外线的关系。有些人可能被赋以一种对红外光及紫外光超乎寻常人的广阔视野，正像有些人是色盲一样。这样的人将有心的视力，而在我们看来，一定以为他是一个疯子，定会被杀。在该亚法看来，耶稣显然是疯子，他甚至赦人之罪。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十字架。
【四、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
这就是我所谓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有些东西常被留在后面而避过了我们的哲学分析。当我们一进入伦理的范围，就觉得人只能走得这么远而不能再走。知识的范围，道德价值的范围，永不能证实。我们只能作创作性的猜测及获得暗示。对于这种人的道德性对宇宙的总反应，我们没有适当可理解的名称：有人称它为直觉，有人称它为信仰。
这种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学院派给它以“信仰”的名称，实在是一种悲剧。它对推理的习惯方式没有服从之责，而“信仰”一词却确实有某种已被接受的意义。因为“推理”是笛卡儿式及数学的，而那种不受这种推理管辖而排除狭隘及数学式推理的剩余区域却被称为“信仰”。于是一种理性及信仰的反对论便立刻萌发。这种信仰及理性的反对论一被建立之后，经常有把它神秘主义化，及把许多难以相信的东西，例如一个不可知的自主的领域、全然地神秘的、神圣的及圣洁的等等放在其中的试诱。“信仰”一字即使不是理性的否定，也曾达到差不多是理性的降服的意义。信仰也有硬化的、密封的、不能更易的，及用永远灭亡的可怕威胁来命令人相信的意义。信仰有强制人相信的味道，而在宗教裁判所的时代，它确是意指强制。那种曾和信仰联结在一起的恶臭，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恶臭，因此发生。人们能了解福禄特尔愤怒的抗议：“一个随便创设的机关有什么权利能勉强别人像他自己一样想法？”
这是一千六百年来神学在学院派的影响之下对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要记得三十年战争和圣托罗缪大屠杀，以及斯宾塞在他生前不敢印行他的“伦理学”的几件事实就够了。你看一个人念成为神学的，便同时成为更固执己见；反之愈不虔诚的，却可以明白。这是为什么耶稣对文士及他当时的神学家说：“税吏，娼妓，比法利赛人先进天国。”没有一个读过四福音的人，不曾看见耶稣对祭司及摩西律法教师时常显示出的强烈憎恶。
但世俗的哲学家都不称它为“信仰”，而称它为“直觉”。值得注意及有幸的事实，是西方人经过三百年吉诃德式知识风磨的刺激之后，当他一进入人的道德生活及道德行为时，即为普通常识在理性之外的剩余地区留下一些余地。最高级的事例是康德“实际理性的批判”及他著名的“最高命令”。（我的意见与康德相反，我以为称这些与已知的官感无关的“最高命令”为“纯理性”，称与自然事物发生关系的活动为“实际的理性”，较为清楚。）在西方哲学中的非常之事，是始自笛卡儿，他本身是一个数学家，为知识机构机械的切分内容的分析，建立一种新花样，写了许多卷其中上帝常有成为伟大的几何学家之势的，关于纯理性及实际知识限制的书籍。此后，那些和他同一类的纯理论哲学家们，一经进入道德知识的范围后，便立刻慷慨地抛去他们分析的利器，而倚靠在像“直觉”及“最高命令”（例如不要说谎，不要偷窃）等名词，及我们生而具有，从普通常识产生，我们知道但无法说明的直觉知识之上。这样，那些后来的洛克、伯克里及休谟等，曾在佛后二十四百年，跟着做现象世界的分析而和佛表示同意，且在出尽了气力来进入了形而上学的纯化情境之后，跌在地上，除了两点结论外，抓不着更可注意的东西。那两点结论是：A，“合理”的信仰是以习惯、观察及经验的预料为基础。（休谟确是比洛克或伯克里好）B，有一种“道德意识”和直觉，及未说明或不能说明的良心的命令。
没有人曾不惮烦劳去剖析那个称为直感或道德意识的东西。它是上帝所赋给，是无条件的，是至高无上的，是一个命令。纯理性哲学家立刻放下他们的工具而接纳直觉及道德意识为真实、可信、不必分析的证据。我对此绝不反对。但如果他们曾前后一致，把普通常识的直觉那个角式，例如你和我是否存在，一块儿回吃、同呼吸的问题，接纳入绝对知识的范围中，他们可能已使自己免于对所谓认识论知识的劫掠性追求。经过一切说和做之后，常识胜利了。笛卡儿实际地说：“我在这里，且我正在想东西，因此我知道我必然是真实的。”照柏克里所说，我知道你也是真实的，因为你正在和我讲话。而我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因为上帝藉广大的创造物对我们说话。但官感如果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怎能真正知道你是对我讲话呢？我们假定某些事情如何？一方面是无情的分析，一方面把一些未确定的事情视为当然，二者相辅相成。
道家哲学家庄子和诡辩家惠子，曾有过一次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我觉得似乎西方的诡辩家，永不会采取惠子的最后一步。这个难题由庄子回到实际经验而打破。
但我喜欢西方的诡辩家不像神学家，把道德意识的全部反应称为“直觉”而不称“信仰”，不是较为适合吗？我们可简单地称它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