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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鳎旱铱�=张春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当时张春桥不过二十岁,文坛小卒而已,谁也不会预料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上的记载,当是可靠的。
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又多了一张,写明“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何书。
葛正慧写这张卡片,是在一九五三年。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与鲁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却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他的依据。
不料,魏金枝抚掌笑道:“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跟鲁迅唱对台戏,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如此说来,魏金枝深知张春桥的底细。葛正慧赶紧跟他细细攀谈,方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说实在的,张春桥也罢,狄克也罢,水晶也罢,在三十年代不过是无名鼠辈而已。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荟集之地,人称“文化街”。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十一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三二五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一九三五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三二五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做“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书报展望》一卷三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九三五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使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十八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新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一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得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十八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
为此,《国闻简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
“华蒂社”的中坚
张春桥此人,小小年纪,倒有一番不凡的来历。
张春桥乃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家住巨野县城城隍庙前街张宅——一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二十二间房子。
张春桥的曾祖父叫张在文,祖父叫张协中,父亲叫张开益,都跟县衙门有点瓜葛:
张在文是巨野县衙状班“老总”,后来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张协中袭任了“八柜柜书”。从清朝进入民国之后,他任国民党政府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后来,又当过日伪维持会主任,于一九四八年病死。
张开益,字晋青,生于一八九九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
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一九五三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张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一九五五年,张开益还收房租。
在张春桥的笔下,他的父亲却成了这样的形象:
父:小职员。(张春桥一九三九年填写《人员登记表》。)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父亲一代是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