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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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第八章 总理梦化为泡影
与邓小平对着干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惯于长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