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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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两出戏的书记”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何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
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