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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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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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