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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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