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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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