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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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舱物从飞行舱卸下去，从摄像机上看，就向扔炸弹一样。我有种恐怖的预感，这才是灾难的开始。这个飞行舱比上次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要大，但是它仍是挂在热气球下的铁盒子，靠天气和气流支配我们的命运。
　　暮色降临，扔出压舱物后，我们平稳了一会儿，但接着热气球又开始下降，这次下降得更猛，一分钟内就下坠了2000英尺，下一分钟又是2000。我耳内轰鸣、肠胃翻腾、肋骨挤压，只剩一万五千英尺高了。我力图镇静，盯着摄像机和高度计，飞快地盘算种种可能——我们必须丢掉燃料罐。但是这样一来，这趟旅途也将宣告结束。
　　黑暗中的阿特拉斯山脉上空，我们正在恐怖地坠落，落地后会摔得粉身碎骨，每个人都屏声静气，我紧咬嘴唇。
　　“照这样下降的速度，我们只剩七分钟。”我说。
　　“好！”佩尔说，“打开舱口！降压！”
　　在12，000英尺时，我们打开舱门，继续下降到11，000英尺，冰冷的空气几乎吞噬我们，飞行舱继续减压。亚里克斯和我开始疯狂地扔东西：食物、水、油罐，任何不属于飞行舱的东西，我们还扔出了一大堆钞票，除了我们自己。5分钟后，气球不再下降了，没有必要继续扔了，我们似乎保住了性命。
　　“还不够！”我说，此时我发现高度计掉到9千英尺。“燃料罐必须扔掉。”
　　幸好是亚里克斯亲手建造了飞行舱，他清楚知道如何开锁。恐慌中我忽然想到，如果是罗里而不是亚里克斯在舱内，我们除了跳伞逃生，再无他路了。
　　黑夜笼罩在阿特拉斯山脉上，头顶的燃烧器咆哮燃烧，刺眼的火光照亮了我们。
　　“你以前跳过伞吗？”我朝亚里克斯喊道。
　　“从来没。”他说。
　　“这是你的开伞索。”我边说边将伞索扔给他。
　　“7000英尺，还在下降，”佩尔喊着，“现在6500英尺。”
　　亚里克斯从舱门爬向飞行舱顶端。难以确定我们下降的速度，因为我的耳朵现在全堵住了。如果锁冻住了，亚里克斯打不开燃料罐，我们就只有往下跳。
　　只剩下几分钟了，我抬头看着舱口，演练逃生步骤：一手搭舱门，甩开大步，投入黑暗神的怀抱，我的手本能地摸向降落伞。佩尔紧盯着高度计，数字下降得飞快。
　　四周一片黑暗。只剩6000英尺——不，5500英尺！
　　如果亚里克斯在上面再呆1分钟，我们将落到3500英尺。
　　我把头伸出舱外，亚里克斯在飞行舱顶忙碌。下面漆黑一片，寒冷刺骨，底下深不可测。电话和传真机铃声大作，地面控制中心一定弄不懂我们在折腾什么。
　　“解决一个！”亚里克斯对我们大叫。
　　“3700英尺！”佩尔说。
　　“又一个！”亚里克斯说。
　　“3400！”
　　“第三个！”
　　“2900！2400！”
　　现在跳伞可太晚了，如果我们这时跳出去，扑面而来的山峰会把我们撞得粉身碎骨。
　　“快进来！”佩尔嚷道。
　　亚里克斯从舱口爬回，我们紧紧抱在一起。佩尔推动操纵杆松开一个燃料罐，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在60秒内完蛋。
　　燃料罐掉了下去，热气球忽地停了下来，如同电梯坠地，我们都倒在座位上，我的头都快缩到肩膀里去了。然后热气球开始上升，我们看着高度计：2600，2700，2800……
　　总算安全了，10分钟内我们攀升到3000英尺，热气球重新回到了夜空。
　　我跪在亚里克斯旁，抱住他。
　　“感谢上帝，让你和我们一起飞，”我说，“没有你，我们死定了。”
　　有人说临死的人死前几秒钟将回顾自己的一生。对我而言却不然，当我们飞坠而下要变成阿特拉斯山脉上的火球时，我所想的就是如果我能逃生，我将永远不再尝试。当我们回升到安全地带时，亚里克斯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一个富人准备游过英吉利海峡：他走到海岸上，支起折叠躺椅和放着黄瓜、三明治、草莓的桌子，然后宣布他雇的人现在将替他游渡海峡。那时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
　　整整第一个晚上，我们努力控制热气球，突然之间它开始莫名其妙地持续上升，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直到最终发现，仅剩的燃气罐中有一个正在流失。黄昏来临，我们准备着陆。下面是阿尔及利亚沙漠，一个正处于内战的国家。
　　这个沙漠不像我们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看到的那样——热风吹袭金黄色的沙丘，裸露的大地赤石遍布，如同巨大的蚁穴，绵延不断的瓦砾地带像火星那样贫瘠。亚里克斯和我坐在飞行舱顶板上，被沙漠的黄昏景观深深地震撼：拂晓的沙漠，缓缓上升的朝阳，渐渐温暖的白天无比珍贵。看着热气球的阴影滑过沙漠，很难相信这是昨天深夜几乎要坠落在阿特拉斯山脉上的同一架奇妙机器。
　　当我们要落地时，亚里克斯叫喊道：“前面有电线！”
　　佩尔回答说我们是在撒哈拉沙漠中，不可能有电线。“你一定看到海市蜃楼了！”他叫骂道。
　　亚里克斯坚持要他上来亲自察看——哈哈，我们成功地撞到了撒哈拉沙漠中唯一的电线。
　　即使在这不毛之地的沙漠上，着陆后的几分钟内就我们就见到了生命。一群柏柏部落的人在打造岩石，一开始他们同我们保持很远的距离，我们准备给他们水和剩下的食物时，武装直升机的巨大轰鸣声从天而降，他们一定用雷达跟踪我们。他们一出现，柏柏人就迅速消失，两架直升飞机靠近我们着陆，卷起一阵阵沙尘，很快一群手握机枪、面无表情的士兵包围我们。
　　“阿拉，”我试探着说道。
　　刚开始他们移动不懂，但是很快就好奇地围上来。我们向他们的长官展示了飞行舱，他对剩下的燃料罐十分惊讶。
　　但我们站在飞行舱外时，我忍不住从这些阿尔及利亚士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热气球。涂成了鲜红黄色的燃料罐上漆满了维珍航空、维珍理财、维珍房产和维珍可乐的宣传标语。我们捏了一把冷汗，要知道，“维珍能源饮料”的标语赫然在目：
　　“谣言止于智者，维珍能源饮料绝非春药！”
　　——幸好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战士中没人懂英文。
　　遥望红色沙漠，回想起阿特拉斯山脉揪心的灾难，我再度发誓我将永不尝试热气球飞行。与此矛盾的是，潜意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同其他想环绕地球的热气球迷交流后，我会再次启航。这是一项无法抗拒的挑战，现在它如影随形，深植我心。
　　很多人常问我两个问题：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热气球飞行？以及维珍集团将往何处去？
　　在某些方面，这个涂满各种维珍标语、陷落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热气球之旅，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知道我还会尝试下一次热气球飞行，因为它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极限挑战之一。每次克服了飞行的恐惧，我就会再度充满信心，坚信自己能吸取教训，成功地完成下次飞行。
　　维珍集团将止于何处这种大问题难以作答。我不喜欢用学术的口吻（这也不是我思维方式），　于是写下这本书来回放维珍如何一路走来。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这字里行间，我希望你将理解维珍集团的远景所在。有些人说我对维珍的理念打破了所有的成规，它过于五花八门；另一些人则说维珍将成为这个世纪的主导品牌之一；还有一些人写出条缕细分研究它的学术报告。而对我而言，只不过拿起电话去做罢了。
　　多次的热气球飞行和我所创立的形形色色的维珍公司，这一系列不间断的挑战都源自我小的时候。这本书是我个人自传的第一部，涵盖了我前　43　年的生活。在阿特拉斯山颠濒临死亡，我觉得我应该写下这本书，以防万一我的守护天使在下次行动中弃我而去。这　43年的生活和事业与气球飞行很像，都在孜孜以求生存。这本书记录到　1993　年　1　月为止——那年我被迫卖掉维珍音乐（Virgin　Music），是我事业中的低潮期，但它也是维珍航空对英航赢得杰出胜利的时候，是维珍企业的转折点。本书写下了我们如何靠一己之力求生存，并攀爬到现在的过程，我下一本书的重点是如何将梦想化为真实。
　　正当我考虑书名时，维珍航空美国分公司负责人大卫·泰特建议为《维珍：商业战略和竞争力分析的艺术》
　　“不错，”我对他说，“但不够吸引人。”
　　“当然，”他说，“副标题就叫‘管他呢，放手一搏吧！’”
　　第一卷
　　1。一个愿为彼此奉献的家庭（1950…1963）（1）
　　我的童年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污点，但还是有几件无法忘怀。记得那时我的父母让我们面对一连串的挑战，妈妈更是决定让我们自立，当我4岁时，她把车停在离家几英里外的地方，让我自己穿过田地回家，结果我无助地迷路了。我妹妹凡妮莎仍记得某个一月早上被惊醒，因为妈妈那天让我自己骑车去朴利茅斯，她准备了一些三明治和苹果，叫我在路上找水喝。
　　贝利茅斯离我家所在的萨里市山姆里·格林区有50英里，我还不到12岁，但是妈妈认为培养孩子的毅力和方向感很重要。于是我在黑暗中出发，并同一个亲戚呆了一夜。我忘了我是怎么找到他们家和怎么在第二天回到山姆里·格林，但是我忘不了当我最后像英雄般走进厨房，对我马拉松式的自行车旅程无比骄傲，希望受到热烈欢迎。
　　“好样的，里奇。”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切洋葱一边祝贺我，“有趣吗？现在，你能去趟牧师家吗？他有一些木头要锯，我告诉他你随时侯命。”
　　我们的挑战更倾向于体力而不是学术，不久后我们甚至自我设立挑战。我四、五岁时，我们和乔伊斯姑姑、温迪姑姑以及她的丈夫乔一起去德文郡度假。我非常喜欢乔伊斯姑姑，假期开始时她同我赌十先令，看两星期后我是否能学会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