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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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后（他原来答应他的女儿休息一个星期），就埋头和他的兄弟以及参谋人员开了一系列的计划会议，和约翰逊开了战略会议，和灰心失望的民主党人开了团结会议，同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开了政策会议，他还在国内作了一些急促的旅行。他到海德公园去访问埃莉诺·罗斯福。到独立城去访问哈里·杜鲁门，恳请他们给予支持。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党内长期不和的各派虽然没有统一起来。但却比以前协调了。尽管那时正处于夏季休憩时节，还是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和全面的选民登记运动，它强调要和千百万没有登记的选民进行个人接触，以便在许多州争取到比肯尼迪的最高指标更多的新的选民来投民主党的票。参议员说，“从现在起到11月，你们每人去登记上一个人，这样你们实际上等于投两次票。”
那时肯尼迪的夏季别墅外面已修了一道新围墙并派驻了警察，以隔开川流不息的游客，从这里发出了一册册宣传品，它们把尼克松同艾森豪威尔的不得人心的农业部长本森作了类比。由于老的民主党联盟已经整顿一新，党代表大会的新创伤也已经愈合。有关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发言人以及劳工领袖和自由派领袖都纷纷前来海恩尼斯港，肯尼迪的竞选运动组织便准备就绪了，
在参加过三次众议员选举、两次参议员选举和七次总统预选都取得成功以后，约翰·肯尼迪已懂得怎样竞选了。他知道怎样最有效地运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空中旅行、电视、先遣人员。智囊团、民意测验等（不过没有象传说的那样使用计算机）。他知道在一场高度个人的、然而涉及一些有争论的重大问题的竞选运动中，应当怎样唤起群众和号召群众。在预选中他采用了在马萨诸塞州用过的基本办法并加以改进。在竞选运动中，这种办法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筹募经费是一个特殊的难题。捐赠大笔款子的人主要是拥护尼克松的，而捐赠小额款子的人则认为肯尼迪的财富使他们的捐赠显得无足轻重。两个党都知道，如果竞选失败，那就是最劳民伤财的，而胜利者则决不会一直穷下去。共和党人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超过1952年和1956年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所花费用的水平。肯尼迪缺乏他们那样的收入来源但是又需要同样的竞选财力，他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竞选赤字。“两党在全国性的竞选中都花了一千万以上的美元。肯尼迪后来谈到他的竞选班子时说：”他们花起钱来就好象我们肯定会赢一样。“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他的竞选费用已经超过赠款二十多万美元了。这次代表大会后他接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时，又承袭了大约七万美元的债务。到1961年三月他就任总统时，民主党的债务已经上升到近四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着手准备去应付宗教问题。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并没有消失。参议员说，“这是一件一直使人感兴趣的事。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州所做的就是防止它成为唯一的争端……但是……这个问题会再度出现的。”
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我立刻向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建议。我们的总部里应该有一个“社团关系'部，专门负责消除宗教上的对立情绪的工作。他同意了。我找来了詹姆斯·瓦恩主持这项工作，他是全国教会委员会的一个能干、勤勉的办事人员，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时我曾和他一同工作过。在随后的竞选运动中，瓦恩同两个助手和两个速记员一起，每周答复了六百至一千封有关宗教问题的信件，其内容从极有思想性的到最粗俗不堪的都有。他帮助澄清了肯尼迪在所有国家与教会问题上的立场。
最后，我们在开始的几星期中还忙于组织“智囊团”。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全被聘任为外交政策顾问。
侯选人的演说
我并不想说在竞选过程中起草和发表的演说都是辞藻优美和含意深刻的典范，亨利·史汀生有一次说过，“一个人的竞选演说，不是一个友好的传记作者进行研究的适当材料。”约翰·肯尼迪不会愿意人们单单根据我们巡行全国时日以继夜地苦心搞出来的演说去衡量他——我也不愿意这样。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他甚至不按准备好的讲稿讲话，有时他自己插些话或作些解释，对讲稿略加变动，更经常的是大量更改，甚至全部更改。当某句话在某地证明效果良好时，那末不管这句话是预先拟就的还是临时修改的，他在下一次和以后许多次都会使用它的。
这些演说一般都言之有物、直截了当、具体明确。①它们总是简短的——在白天停留的地点通常只讲五分钟，在当天的主要集会上也不过二十分钟，而且早在听众满座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演说速度很快，没有什么装模作样，也不常停下来等人鼓掌。这些演说给人以关切与自信的感觉，显得非常了解情况，不屑于蛊惑人心。还有一种冷静而果断的领袖气度。这些演说显得自信，但决不是妄自尊大的。7月间他对一个采访者说，“我参加的这场竞选将要表现出……美国在六十年代的责任……‘和’我何以认为我和民主党……可以比尼克松先生把工作干得更好……‘他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候选人一＇但是＇我毫不怀疑我能够击败尼克松先生、”
①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把这次竞选的全部演说都刊印成册。此后，那些为后来的侯选人起草演讲稿的人中有好几个对我说，这些材料对他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和尼克松先生不同，参议员几乎在每篇演说中都力图抓住一个新问题或一组新问题来谈——从不发达国家谈到美国的失业问题，从我们在外层空间研究方面的落后谈到我们市内空地的缺少，从军备问题谈到裁军问题，从青年问题谈到老年人问题。但是这些提出的题目，无论只是数语带过的，还是在通篇演讲中加以强调的，往往只是作为他在那年秋天历次演说中所竭力鼓吹的一个主题的陪衬而已，这个主题就是；六十年代对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威望和美国的进步所提出的挑战。他一次又一次宣称，“现在是使这个国家再度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在他最初的一些演说稿中，参议员总是把这句话或它的不同提法插到里边，所以后来我们便把这句话放进他的所有演说稿里去了。
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间观点上的分歧——在空间、防务、社会福利和一切其他问题上——可能比尼克松和肯尼迪之间的分歧还要大。但是他同样知道，而且私下还直率地承认，如果宪法允许艾森豪威尔争取第三次连任的话，那末没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包括肯尼迪在内，能够击败他。他感到，如果共和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末这位纽约州州长倒可能会战胜肯尼迪而赢得这场竞争，因为他不需要为政府辩护，而且他在防务和经济增长等问题上的调子往往和肯尼迪很相仿。
被迫处于守势的尼克松，一有机会就把艾森豪威尔（而不是共和党）抬了出禾。副总统的演说中谈到关于美国的领导地位、实力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总是表示乐观和令人安心的。肯尼迪说，这“正是使我们走不到一起的基本分歧点”，他还说，这是“安于现状的人们和关心现状的人们这两者之间”的一场争论。
竞选还意味着同新闻界进行谈话，起初是正式地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后是非正式地在飞机上和火车上。报道尼克松方面的记者不久就记熟了他在每篇演说中屡次重复的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感到很难报道。至于报道肯尼迪的演说，则困难在于他们称之为“离题发挥”的那种倾向，以及急速插入的多得来不及记下的统计数字和汇报表。但是他和新闻记者的异乎寻常的接近，和坦率友好的谈活，他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以及在第一次电视辩论后他的群众迸发出来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越来越敬重肯尼迪，并使他们把热情洋溢的报道发了回去。此外，跟随肯尼迪的记者们总有一股兴高采烈的气氛。由于塞林格有效地安排了他们的行李、交通、住宿，而且当场分发演说稿的做法，还有当地友好的官员们夸大了的欢迎群众的估计数字等，都使这种气氛有所增长，而候选人传给他的工作人员并传给记者的那种热情欢乐的态度，使这种气氛更为浓厚起来。
虽然我们访问了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五个州，而且没有哪一个州可以认为是有把握的，但是为了把力量集中在比较关键的地区，我们对那些选民人数不多或者民主党获胜机会很小的州只访问了一次。大体说来，候选人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二十四个最难逆料的州上，而把将近五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七个最大的州上。争取七个最大的州，加上新英格兰和南方的大多数州，是他的竞选战略的基础。
顽固的宗教问题
在南方，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难处理的就是宗教问题。随着一些著名的新教牧师于9月7日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全国争取宗教自由公民大会”，这个问题很快地成了头号问题。这个机构开完了一整天的秘密会议后就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它向参议员肯尼迪提出了一连串的质询，声明清楚地表明，无论肯尼迪作出什么样的答复，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总使他不能被接受为总统。他们说，肯尼迪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教会的教义，不能摆脱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破坏政教分离之墙的……坚决的努力”。波士顿的哈罗德·奥肯加牧师说，肯尼迪象赫鲁晓夫那样，是“一种制度的俘虏”。
肯尼迪极其勉强地接受了一项邀请，即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出席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牧师协会讨论宗教问题。尼克松则谢绝了这个团体发出的类似的邀请。我们在洛杉矾花了整个周末“休息”时间，其后在埃尔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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