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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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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恩来呢,他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我承认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反驳了后方中央局关于他“调和”的批评,他指出:“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周恩来还写道:“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这表明,调毛泽东回后方,是后方首脑们在会上提出,事先并未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研究了双方发来的电报,意识到如果听任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样批评周恩来,势必会使中央苏区领导层造成大分裂,于是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气焰,才算收敛了。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还为毛泽东重回前方留好余地。周恩来写道:去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说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还为毛泽东解释,“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以毛泽东“病愈”为理由恢复他的军职……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周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在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致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说成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毛泽东走了。从宁都南行两天,便到了瑞金。他没有在这红都落脚,却从瑞金东行,才一天就到达福建汀州。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毛主席,恭喜! 恭喜!”傅院长连声对毛泽东说道。傅连暲恭喜什么呢?原来,毛泽东喜得贵子!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一九二九年生下一女孩。那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送上十五枚银元,说是日后再来接孩子。可是,后来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去这家老百姓家接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了。一九三二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十四天前,贺子珍生下一男孩,怪不得傅连暲向毛泽东贺喜。
  毛泽东见到贺子珍,见到出世不久的儿子,烦闷的心境得到了暂时的快慰。这时,贺子珍患痢疾,生怕传给孩子,便请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习惯地喊孩子“毛毛”。如此这般,子的奶名便叫“小毛”。毛泽东听说孩子奶名的来历,大笑道:“这倒是一语双关!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不就成了‘小毛’!”在笑声中,毛泽东给儿子取了大名,叫做“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毛泽东也就在汀州住了下来。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有座苍松茂郁的北山。山脚下,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水井,人称“老古井”。离井不远,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原是一家地主的别墅。红军第一次攻打汀州,那地主就逃了,这儿也就成了红军的休养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住在那里休养。这一回,傅连暲安排毛泽东住进小楼。
  毛泽东很高兴,一进小楼,便见到了老朋友陈正人。二十四岁的陈正人是江西遂川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遂川县委书记。此时,他患肺病,来此休养(新中国成立后陈正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毛泽东在老古井住下来。每天下午,他总去福音医院,看望贺子珍和小毛。晚饭后,则上北山散步。夜里,是他读书、看报的最好时光。他可以看到“郑爱群”为他订阅的最新的报纸。傅连暲为他仔细地检查身体。他确实有点病,发低烧,以为是肺病。经过X光透视,肺部有钙化点,这表明他曾患肺结核,但已痊愈。傅连暲认为,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缘故,劝他在这里好好休息。
  傅连暲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傅连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毛泽东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么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讲了集中优势兵力、择弱而打,讲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滔滔宏论,使罗明茅塞顿开。
  罗明说,在福建,完全可以照毛泽东的一套去办嘛。
  罗明急于出院,急于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急于到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去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可是,罗明尚在病中。他请傅连暲检查他的伤口,傅连暲认为伤口大部分好了,不过如果要提前出院,要外出工作,身边得有个护士照料。恰巧,罗明的妻子在护士学校学习过,罗明有妻子照料,便急急出院了……
  罗明压根儿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遭到狠狠地批判,他在福建所搞的一套,被称为“罗明
  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路线),这是后话。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宁都会议的情况,传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态度: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当时,彭德怀的心态也颇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及的,代表着一大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因为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
  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当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吃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刘翰梦(又名刘汉生,化名高尔梦)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收集鲁迅行动情报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
  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另外,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张闻天。后来博古从上海消失了,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一九三三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那里。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二十六岁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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