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知荣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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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战略要地，势在必得。阿古柏成为他们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是新疆危机的根源。俄国在利用阿古柏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的同时，又亲自出兵侵占伊犁，使新疆危机雪上加霜，更为严重。
面临新疆危机，清政府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论的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主张舍弃西北，专注东南，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塞防派的主要代表是湖南巡抚王文韶，他认为：俄国侵吞西北，日甚一日，“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因此，他主张：“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指出：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的意见令“中朝动色”。清廷权衡利弊，采纳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那时候，左宗棠已经年逾六旬，而且体弱多病。他曾在致湘军将领刘锦棠的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宗棠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担负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分三路进入新疆。他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正确方针，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然后攻占吐鲁番，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清军得到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进军南疆时，当地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战斗，痛击阿古柏军队。1877年，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收复喀什噶尔。第二年，除伊犁以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收复伊犁的问题，如果达不到目的，再采取军事手段。他的意见得到朝野上下爱国人士的一致赞扬。
1880年初，根据左宗棠的意见，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在谈判中，俄国多方要挟，蛮不讲理，曾纪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左宗棠深明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后盾的道理，虽主谈判，但不忘备战。为了支持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左宗棠率兵前往哈密，在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征途中，他让士兵抬着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表明誓死抗击俄国、收复伊犁的决心。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自古以来，玉门关几乎成为人们西行的极限。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可他却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堪告慰。”连当年前往哈密拜访并留住军营一个多月的德国人福克都说：“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正是左宗棠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有力地支援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迫使俄国将伊犁归还中国。《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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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病逝后，有人评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文襄公，是清廷赐给左宗棠的谥号。
“我有我的生产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军事进攻和严密经济封锁，解放区衣食物资奇缺。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解放区军民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由陕甘宁地区部队创造的。那时候，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自己种菜、养猪、打柴，做鞋，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组成生产委员会，根据部队、机关、学校各自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生产任务。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从1940年春季起，日本侵略军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对解放区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解放区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保证部队、机关和学校的供给，同时还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发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为指挥抗日战争工作繁忙，就让勤务人员在往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都说：“主席，您工作忙，身体又弱，就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啦。”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分给他一亩地。当天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起锄头去刨地种菜。几个警卫员、勤务员都急忙跑来，要跟他一起刨地。毛泽东阻止他们，并且说：“你们有你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大家只好不帮忙了。
毛泽东种的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抬大粪给蔬菜施肥，他们干得很带劲。杨家岭村有一个不爱劳动，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一口气跑到家，扛起锄头就上山劳动去了，再也不想当懒汉了。
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陕甘宁边区部队1941年开荒一万四千多亩，1942年南泥湾的部队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一百八十万亩，增产细粮四十七万担。边区的工业也有大发展，到1942年年生产土布十万匹，并能够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大生产运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曹公圳与曹公庙
如果你去祖国的宝岛台湾旅游，在凤山市可以看到一庙曹公庙。这里所祭祀的曹公，叫曹瑾。曹瑾是河南河内人，1837年被清廷任命为凤山县知县。
曹瑾上任的前一年，凤山县闹旱灾，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造成严重的饥荒。曹瑾上任后，见到遍地尽是饥民，心里非常难过。他走村串寨，到各地视察。他看到成片干裂的土地，又看到奔腾的下淡水溪，认识到不能让溪水白流，必须兴修水利，用溪水灌溉农田，彻底解决旱灾的威胁。
下淡水溪，就是今天的高屏溪，是台湾的第二大河流。要修筑水利设施，当时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难筹集；再一个是技术无人懂。面对困难，曹瑾没有退缩。他首先主动捐出自己的薪金，并发动群众捐钱出地；群众见县官带头，纷纷捐钱出地，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技术无人懂，他就带人参照前辈林玉清建筑岭口圳的办法，设计出很多水圳路线。
修建水圳的工程在曹瑾上任的当年就开工了。曹瑾指挥人们，利用九曲塘的下淡水溪床，筑堤坝拦溪流，然后建水闸，按照地势的高低来修建圳路。施工期间，曹瑾经常到施工现场鼓舞士气，使工程进展迅速，两年以后全部竣工，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旧圳”的水利工程。旧圳总共有四十四条圳道，长达一百八十多里，可以灌溉三万五千亩土地，使一大批农民受益。
不料在旧圳建成之后，凤山再次遭遇旱灾，在旧圳灌溉不到的地方，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旱死，受灾的百姓颗粒无收，又陷入饥饿之中。有了修筑旧圳的经验，曹瑾当机立断，决心扩建水圳。他再次捐出薪金，并派人到全县各地劝说百姓再次捐钱出力，扩建水圳。曹公率先，百姓争捐。三年以后，扩建水圳工程告竣，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新圳”的水利工程。新圳总共有四十六条圳道，长达一百二十七里，灌溉土地面积与旧圳不相上下。
从此以后，凤山县的农民用新、旧两条水圳，灌溉数万亩土地，旱涝无虞，连年五谷丰登，瓜甜果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为了永久纪念曹公开发凤山的功绩，人们将新、旧两条水圳，命名为曹公圳，又在凤山建造了曹公庙。
龚振麟创造铁模铸炮新技术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