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此-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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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菜，王八羔子！”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吃在军营（21）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唱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地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一米，铲子被换成了铁锹。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寻大块的瘦肉。
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尖叫一亲于是规定。以后不许独上锅台，大锅饭，就要大家一起吃。
开饭时，我抱着碗，站在队尾，先是连、排长总结和布置任务，然后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一二三四”最后是连长一声急促果断的号令：“开饭”。战士们呼地一声把饭桶围个水泄不通。我挤近包子桶，包子已经没了，转身冲向馒头桶，徘长叫住了我，只见他两根筷子，每根串着四个大包子。边吃边传授抢饭的经验，不用看，只管使劲戮。
盛汤的口诀是：溜边沉底。为的是那点干货。
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刻钟，人去盆空。
细嚼慢咽在这儿用不上，因此个个练就一副铁钢牙合金胃。可怜的我只学了个形式，吃得倒是快，每天胃都疼。得五香粉的味道很重。
这些年又有去部队的机会，感觉饭菜吃起来和民用的没什么不同，倒是1978年去新疆边防采访，吃到了军绿包装的罐头，听我一个劲夸好吃，一个小战士趁四周不备，贴着我耳朵说：“好吃？你天天吃一个试试广大约是在1971年，出了炊事班碰上了，饲养员，饲养员了一块黑豆塞进我兜里，让我当零食吃。黑豆用盐炒的，很香，豆饼香过黑豆。等到傍晚回家，看见桌上的炒鸡蛋，没来得及说话，先吐了满地。急忙送到卫生所，小卫生员输液哆哆嗦嗦不到血管，母亲气得说，广天去三个地方这孩子快成你们部队的试验田了。
临近粉碎“四人帮”时，主食已经不成问题，副食还是跟不上，零食就更是少得可怜。百个伙伴带我去野外，吃一种叫野葡萄的果子。那东西长得小里小气，吃起来味道酸甜。另——种是酸枣，长在城墙外边，危险自不必说，吃几颗酸枣要扎半身的刺。
（22）
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总说自己是上海人，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
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母亲却认真地说：她说是就该是的。果然，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母亲去串门，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里面装了10片对虾片。
母亲坐在床边发愣，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过一会去看，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
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一遍。
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物资突然间丰富。家家户户囤积起来，单等除夕一到，大开杀戒。
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半斤花生，二两瓜子，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母亲接精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开始没声响，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全家只好躲回屋里，隔窗观望。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才打着手电，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在有院墙，基本上是颗粒归仓。
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带鱼要宽，猪肉要肥，不认识售货员门儿都没有。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后院的赵姨、王姨在菜市场工作，排队的人多，火气大，弄得亲人不敢相认。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被一人看出破绽，问赵姨，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赵姨头也不抬：“赶上了。”那人一气，鱼不买了，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秤台，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在秤盘里，这次他不问王姨，问二哥：“你是不是认识她？”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翻着白眼说：“谁认识丫的！”
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到我家，见到我妈劈头盖脸一顿指责，什么狗屁儿子，说不认识，还丫的。
这时，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母亲陪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王姨不要，说我还缺这个，就是说这事讨厌。
于是，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王姨这才起身回家。
有了油，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油饼。
面是糖和的，一张张作出来，趁热吃。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炸完油饼再炸排叉，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春节期间走亲戚，吃饭不规律，排叉随时可以充饥。
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伏窗一看，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在偷吃排叉。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诉母亲，母亲二话没说，跑回家，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
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
除了麻雀，还有知了、青蛙、蚂蚱，逮着谁吃谁。
吃得有道理（23）
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一本书从头吃到尾，吃品与人品。
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北京的同学过意不去，相约每人从家里带一盒好菜，周末聚餐，王某同学人头儿次，带一饭盒炸虾片蒙事。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份量也不足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胃里隐隐作痛。末健安慰说，没关系，不够一斤。
实习的日报，晚上躺在床上闲聊。人生和理想，说到凌晨3点钟，肚子饿了，起身去寻吃的。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唯有一个馅馄摊孤独地支在衔口。卖赐钝的小伙家在浙江，因生活所迫，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生意。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顿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舀混钝的沙子捞得发狠，总要多送上几个。同学和我心存感激，不知如何报答。同学说，别费心思了，咱们每天去吃，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遂转过身去，蒙头大睡。当了记者，吃饭的机会不少。有时，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互不相识，不好多吃，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回到单身宿舍，点火煮挂面。有时纳闷，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不饿？一次没走，耗到最后，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吃光喝净。正是，谁等到最后，谁吃的最好。张嘴就有学问中国人讲究吃，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病入膏盲还有人劝，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验明正身，坪赴刑场之前，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更常见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只要吃了，关系就进了一步。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事情办完，已经天黑。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浓妆艳抹，一左一石，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我执意不去，却无法脱身。我急了，对天大吼，走，吃海鲜去。
那时的海鲜是天价。席间，杯盏交错，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问，崔记者，那稿子还发不发？我咬着牙根说，发！稿子播出，制假者受到处罚。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同一年，我去南方采访，一动物保护协会设宣招待，端上一桌野生动物。看我们面有愠色，忙解释，这都是收缴来的，已经死了。我犹豫再三，站起身走了。
比起来，“自然之友”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在常州，服务员端上一盘活虾，一盘烧烫的石头，说是要做桑拿虾。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服务员不知所措。杨先生循循善诱，可以吃，但不能虐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往南方某市，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我问，这都可以吃吗？当然！动物太多记不住名字，只知道百雀、有鸥、还有鹤，当然少不了各种蛇。制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