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魂-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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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自己丢了丑。后来他想在钱上面卡我一下，也让我不痛快。
“好多钱？”回到他的办公室后他问我。我说：“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镜都从马脸上掉了下来。他拾起眼镜又说：“没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墙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画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语气说，“还从没碰见过革命造反派在绘制领袖像的报酬上同我讨价还价过！不信你可以去问。”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信纸和笔，伏在桌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画像绘制费四百元整。”
回到家里，我把四百元钱塞进一只烂纱袜子里，又把袜子塞进旧套鞋里，把套鞋扔在床铺下。“我想那些红卫兵小将总不会怀疑这只烂套鞋里有名堂吧。”我对秋兰说。
次日秋兰又把400元钱从套鞋里拿出来，塞进一只废弃了的藕煤炉的夹层里，用煤灰埋住，再把几只烂鞋子烂碗放在炉子上。这笔钱直到1975年才起出来用。当时已不兴画毛主席像了，当时我在工艺美术社画蛋壳画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壶，工资是80元一月。这笔钱救了家云一条生命。那年春天家云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打摆子，全身摸起来烫手。我和秋兰急急把女儿抱到三医院，医生说：“要先交200元住院费。”我感到一种茫然，我的工资是80元，秋兰是36元一月，活得还是比较宽松（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没有余钱。
医生看我愣着，强调说：“细妹子得急性肺炎是很容易死人的，你得赶快跟她办住院手续治疗。”秋兰蓦地把家云放到我手上，转身就飞跑了出去。半个多小时后她满头黑汗水流地跑来了，出着粗气，手里紧攥着一只鼓鼓的袜子，衣袖上还有煤灰。我猛然记起这笔钱的来由了，顿时心里很舒服。
“钱来了，医生。”秋兰气喘吁吁地说：121988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秋兰抛下我和家云去了另一个世界，死的时候身体轻得如一床棉絮，我怀疑只有8斤。我打电报把家云唤了回来，她一见我眼睛就红红的且浮肿。“爸爸，”她叫了声，泪水就珍珠般往下掉。我安慰她：“你是未来的医生，要学会把生生死死看淡些。”我瞅了眼油绿色的铁棺材，秋兰就平躺在里面，已躺了两天，只等家云见最后一面便火化。“你看看你妈妈，”我说，棺材的两旁搁着四团冰，地上已溶了一摊水。家云走过去，我的两个朋友就把棺材盖揭开了。家云哇地大哭起来。
“妈妈，”她哭道，“妈妈妈妈……”秋兰就同一根枯柴躺在里面，脸变黑且干了，像一朵老香菇。我两个表妹使劲把家云拉了开去，家云还挣扎着要扑到棺材上去。我感到家云哭得太认真了，眼泪多了并非好事。
那天晚上开了个追悼会。秋兰单位来了很多人，秋兰生前倒没有人来，就是她住院的那段时间来看她的人也少，然而那天晚上却来了很多人。秋兰单位的工会主席致悼词充分体现了“夸张”二字。按他悼词的内容判断，秋兰起码也是“劳动模范”，可惜秋兰生前什么都不是，连“工会积极分子”也尚未评过（秋兰不擅于搞好群众关系）。追悼会完毕，两班乐队闹得不可开交，一班国乐一班管乐，一个劲较劲。国乐锣鼓时不时喧声震耳，唢呐二胡京胡悲悲切切，唱挽歌的中年汉唱得如诉如泣，然而没有人听。铜管乐圆号小号拉号黑管萨克管大鼓小鼓声音威猛不已，可是吹的乐曲与丧事风马牛毫不相干，《运动员进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血染的风采》《南泥湾》等等，还有一个尖嗓门女人唱，如果没有花圈和祭帐，你还以为这里是举办舞会。我开始总有味道不对感，好像你呷咖啡，却是牛奶味。后又觉得这反倒好些，何必造出那种并没人想同你一起悲伤的悲戚氛围呢？就让《八月桂花遍地开》吧。
13
秋兰死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天上午，上完第三节课，刚走到办公楼的门口，有人喊住我说：“何老师，你有电话。”我走进办公室接电话，一拿起听筒，原来是尚青青打来的。自从秋兰住院起，我同她几乎没联系了，并不是我忘记了她，而是一想起她心里就出现了障碍物。这种障碍物就是我总感到她是我头上的灾星。
1961年我同她做夫妻时，许多好事都同我失之交臂，牢房的大门倒对我很敞开。现在同她一重修旧梦，厄运就又找来了。“你现在忘记我了吧？”听筒那边送来一种自嘲味的声音。我说：“天天都想。”“你吹牛皮呗？”“不是。”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我给你打过七个电话你晓得吗？”“不晓得。”“好罗，就让你装一次蒜。”对方宽容道，看来你还没醒，你来我家吃晚饭，我给你洗洗身上的晦气。“她挂了电话。
傍晚，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空气里有尿臊味，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好像一群鸡鸭跑动。出门前母亲问我哪里去，我说：“我去同尚青青结束这种关系。”此刻我一迈进尚青青的家，心里那根柱子就动摇了。我走到窗前，拧起淡紫色的百叶窗，点支烟，给自己那困顿的大脑提神。窗外雨淅淅沥沥下大了，天灰蒙蒙的，远处的房屋隐隐绰绰一片使我徒增一种人生荒凉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谣：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尚从厨房走过来，身上飘着一股肉和药的香味（她用天麻炖鸭子），坐到沙发上，她瞧我半天都不吭声，便问我：“你现在讨厌我了吧？”我说没有。她继续沿她的思路说：“真的你莫勉强自己。”她骨子里残存的一片高傲抬头了，宛若一抹残阳远远照过来。
我猛然忆起在大学里的时候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直落到她纤细的腰干上。那是我第一天走进教室时她第一次落在我眼底的身影。此刻，这遗失多年的一页猛然放出一种清丽迷人的冲击波，足可以把我心中的障碍物形成的大树推倒。“你不要赶我走，”
我说。
她垂下的头又抬起来瞥着我，那双眼睛像一塘被糟踏了的浑水。
“我只是这一向脑壳没转过来，秋兰的死让我想了很多。”“我也想了很多，”她别开脸说，“我这一生活得很不抵！”“你很抵的。”我盯着她红润的下巴，“你有我爱你。有了爱，还要什么呢？在湘江宾馆同你一见面，我就感到埋下了几十年的爱又复活了，感到如清泉一样向你流去，生活的引力又把我拉向了你……”尚走拢来坐到了我腿上，把头贴到我脸上，任我那任性的手抚摸她的腰和背……我感觉到她的泪水流到了我脸上，“你哭什么？”我问她道。她反倒真哭了，身子蜷缩成一团，像只熊猫。我扳开她的脸，就用手掌揩她脸上那清亮的泪水，“我们很好的埃”“我不是哭现在，我是觉得我从来没安排好过我自己。”“不要想这些，”我说。我想起早几天我在《读者文摘》上读过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对人类的成长阶段和年龄进了重新划分，并从某些动物的寿命延长到人类的寿命延长列举了大量实例。这篇文章使我兴奋。“按外国科学家对人类年龄重新划分来看，我同你还是青年人。”我做出满有把握的模样说，“40岁以下属青少年，40至70是青年，70至100岁才算中年，100岁以上才是老年。人可以活140至160岁。我们还是迈入青年的第一个十年。日子还长，要有信心。”尚说：“人哪里活得那么久！”“所以要有意识地活。”我安慰她道，“古时候说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七十岁以上的婆婆老头到处都是，已不是稀了。这证明人类的寿命确实延长了。我们就要这样去想，我们就会活得年轻不想事。”
厨房里炖的鸭子送出了糊味，尚赶紧奔进厨房拧灭了煤气炉。
我走过去揭开锅盖，结果一股更浓的糊味充塞在房里。我推开了两边的窗子，“现在是吃空气了，”我说。尚笑着走过来，“吃我吧。”
她那从未哺乳过后代的乳房还很丰腴地挺着……那天晚上我很晚了才回家，母亲仍没睡，在清着什么。“我还是打算同尚青青复婚。”我说，疲倦地坐到了沙发上。母亲望了我一眼，“你不是说她尽给你带来厄运？”“我看那没有科学依据，再说，人走背运的年龄也过去了。”母亲叹口气，“我随便你，”母亲说，“反正过几天我就到乡里去了，我也管不了。”母亲血管里还流有旧恨，当年尚青青把她老人家看成一堆狗屎，这堆狗屎在她脑海里形成了一片无法淹没的岛屿。即使如此，母亲也没阻止我，她的宽容和好脾气已慢慢注入我胸膛了。“对什么事情都不要盯死去看，”母亲曾教育我说，“你应该活得有男子气。”在很多年里，母亲这番话如同除污剂一样宽慰着我，把沾在我心上的积怨一点点清洗掉了。母亲这番话是在我得知尚青青去做了人工流产后的第二天说的。在那一年，我的老同学肖克勤从遥远的地方伸过来一双强有力的手，把我们的婚姻生活搅得一团糟，直至破裂。
肖克勤。
14
1988年10月1日，我去德园参加同事的婚礼，不料碰见了多年不见的肖克勤。
当时酒席尚未开始，我站在德园门前抽烟，边同几个老师聊国际大事，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下，“何光宗。”我一回头，一乡下人模样的长脸大汉仁立于我一旁，手上捏着两个馒头，头上戴顶旧草帽，腋窝夹着个烂黑皮袋，嘴角挂着憨厚且迟钝的笑纹。“不认识我了吧？”“肖克勤！”我伸出了惭愧的手。
我们握着，紧紧地！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认了你半天，”肖克勤说，目光在我眼底寻找旧的友情。我立即给了他：“好多年不见你了。”“我也是。”
肖瞥着我。这个被大学同学遗忘的人（因为他没毕业就未把他列入湘江宾馆同学聚会的名单里），脸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