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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章

抗战之泣血残阳-第2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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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不清楚;得等待第八军和第64军的报告!”参谋无奈的说道,

  “盯紧点,一有情况立即报告!”薛岳表情相当严肃,今天晚上出击的部队可是第九战区的精锐了,一旦在反击中伤亡惨重的话,恐怕对后续的作战计划就有严重的影响;

  “都快点,打扫战场,我们的弟兄一个不拉的给我找全乎了;鬼子都他妈给我补刀!”南昌铺阵地上,陈公侠气喘嘘嘘的吼道,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155师收复南昌铺,守卫南昌铺的145联队第二大队的鬼子大部被歼灭,一小部分鬼子趁着黑夜逃回了联队部;

  “师长,通讯兵上来了;你看怎么给军部报战果?”参谋拎着一口滴血的大刀问道,

  “通报军部,日军一个大队被我师在突击中击溃,击毙鬼子800余人,少部分趁夜逃跑,我155师伤亡1000余人;另:南昌铺阵地成为一片废墟,短时间内无法构筑战壕和防炮工事,只要天一亮鬼子的坦克、飞机、重炮一个攻击,多少人都的死光;如何决定请军部速做决定!”陈公侠说道,

  “是,我立即发电去军部!”参谋跑着离开了;

  “噗。。。。。。”一个鬼子的头被一个弟兄手上的大砍刀劈断了脖子,冒出的血水一下冲上了天空;

  “杀啊!”鬼子越来越少,以生力军加入战场的警卫连和侦察连砍瓜切菜般的攻击中一切视线中的鬼子。。。。。。

  凌晨5点,整个凤凰咀突然变得安静,解决对手的弟兄四处寻找,发现视线中已经没有鬼子的踪迹了。。。。。。

  “团长,团长;鬼子没了。弟兄们正收拢弟兄,给鬼子补刀呢。”兴冲冲的杨小石找到何建业说道,

  “收拢我们的弟兄,一个不拉的带回去;”何建业皱着眉头说道;

  “啊!不守吗?”杨小石问道,

  “你看看这里,全是浮土,怎么守?退回去!”何建业直接命令道,

  “抬上自个的弟兄,回去了!”杨小石吼道,

  “团长,伤亡的比活着的多,没法弄啊!”曾大报告道,

  “那也得带回去!先抬伤兵,战死的弟兄先收拢到一起,回去叫一营来抬!走!”何建业咬着牙吼道,

  “团长,师部已经催问了几次战况了;怎么报?”一回到团部,冷崎就催着问,

  “伤亡800余人,三营已经残了;鬼子一个大队全部阵亡,我们的迫击炮损毁过半,炮弹全都没了。”何建业坐在椅子上说道,

  “啊!你这手怎么啦?”冷崎拿起何建业的左手说道,

  何建业左手正往地上滴着血珠,脸色惨白。。。。。。

  “没事,就是鬼子的刺刀拉了一个口子。”何建业摆摆手,

  “来人,给团长包扎伤口。”冷崎吼道,

  “我去给师部汇报战况!”冷崎走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开始摇动。


关于抗战中的难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难民潮,难民,迁徙,安置等一系列的磨难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尽管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后面追击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惨遭蹂躏,生灵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纷纷携妻带子、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这些坚强的中华儿女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他们一路上互相帮助,挣扎着逃亡。形成了的这股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

  当日寇入侵时,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郑州、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从难民的形成分析,自东北到华北、江浙,再抵达安徽、山东以及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不能通车,他们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济南难民一部分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拥挤不堪。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主要沿平汉路南迁,至郑州以后,有的继续迁往豫南和湖北,有的沿陇海路迁往陕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难民没有经济条件和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纷纷逃往山里,能够迁徙者多数流入西北各省。华东地区的难民潮自淞沪会战形成。这场战火不仅殃及全体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据统计,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人口超过三百万。“八一三”以后,约有二三十万上海难民逃到浙江一带。战争初期,每天约有三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当时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上海的列强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新的难民。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难民。丹阳移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暂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然四乡盗匪蜂起,人们被迫相率逃往更远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5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战前,杭州约有人口六十多万,战争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余人,已经拥挤得达到睡觉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阳台、楼梯、操场都挤满了难民。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难民迁离,多数移往安徽和两湖等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30万人,所余者只有20至30万人。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迁离的难民少数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一些城市。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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