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微信去地府-第4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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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医生的刘端祺说。
在癌症汹涌袭来的今天,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陷入困境。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人,患病总数将达660万人。
“作为医生,我们面临一种尴尬――如何面对病人咨询买假药的问题。一头是病人的生命可能得以延长,一头是法律的尊严遭到亵渎,这让医生如何选择?这个现实问题应该正视,有一个说法。”刘端祺告诉华夏青年报记者。
一位负责查处假药的检察员提醒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假药来源国之一,因此即使在当地购买也难以确保你不买到假药。他认为:“代购海外药品有点像在赌大小,你有可能买到的只是未经批准注册意义上的假药,也有可能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假药。”
王强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种风险。“刚开始在qq群和论坛发帖询问,每条都有两三个人找上门来,但我根本不敢买,”他说,“毕竟是救命的东西!”后来,经过好几个病友的推荐,他才找到了一个代购者,价格为1000元一盒,包装里附带一份发货当天印度的报纸。
在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购药品交易中,那张报纸只是“验明正身”的手段之一。记者通过网络搜索找到的一家店铺,甚至提供视频,展示“工作人员在印度的药店里为您代购的全部过程”。在印度人拿货开药的同时,还会在每一段视频中展示一张写着代购者名字、品种和日期的凭证。
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
即使选择价格低廉的印度版易瑞沙,高风霞说自己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在潍坊的一个商场里,这个40岁的女人和丈夫守着一个3平方米的摊位,经营袜子和内衣等,“每个月收入最多三四千元”。
她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3年前被确诊为肺腺癌4期时,医生告诉她,“顶多能活三个月”。如今,她奇迹般地挺过了12次化疗。
而她的姐夫,一个家住农村的肺癌病人,因无力承担医药费而放弃了治疗,在家中靠止疼片维持,直至病故。
为了能有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高氏夫妇参加了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保计划,每年缴纳7000元。因为自己治病,老伴那笔钱今年已经缴不起了。
让高风霞难以理解的是,像她这样的癌症病人,靶向药物明明是最后的救命药,为什么不能进入医保?
“医保的药吃了没用,有用的药又不进入医保。”王强也说。如今,他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父亲,在服用仿制易瑞沙外,还自费买点“护肝和护心的药物”。
“我国医保制度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导致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刘端琪告诉记者。他指出,对于有适用标准的中晚期癌症病人来说,只有相应的靶向药物有可能延长生命,没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3个城市把分子靶向药物纳入了医保范围。
如今,由于耐药性的问题,王强父亲又出现了咳嗽、胸口疼等症状。王强不得不给父亲试试另一种靶向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大陆并未上市,距离最近的购买渠道在宝岛,售价约为11000元人民币一盒。
他不得不再冒一次险,自己制药。“我也知道这违法,而且纯度肯定不够,但这对我是一个诱惑,只有这样才能延续父亲的生命。”王强说。
最近,来自印度的“假药”销售在打击之下受到影响,以往可以搜索到的桃宝店铺,或是改头换面,或是干脆消失。这让说话爽朗的王强有些犹豫。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自己加工药物的名称,担心被曝光后购买渠道被严查。
“那样,我就真的只能看着父亲等死了。”王强说,“我爱我的父亲,比所有人都爱。”
很多年长的父母肯定还记得很久之前的看病,医生开几毛钱的药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的医生是真正的白衣天使。可以吃药打针的绝不会让病人挂水住院。
医疗改革,如何让一个好医生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医术用他的处方拉开收入差距,这是制定制度的时候需要反复考量,三思而行的。好的制度会让医生形成正确的思维,医术高明收入就高,倒逼所有医生在接待病人时就不会去想着多开药的事情。
譬如医生分级制度,从一级到九级,收入随着医术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一个正确的向上的台阶。
而药店,药品细化分级管理,政策扶持一些药厂生产老百姓必需的救命药,譬如糖尿病药物之类。
而抗癌药物,与其让癌症患者冒着赌博的危险代购,官方出面引进,合资岂不是更好?
医疗教育法律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三道屏障和底线。
说到癌症治疗,最后说说中医治疗癌症。中医是用红升丹来治疗癌症的,属于以毒攻毒的方法,但中医式微,还是要找正规厂家或者真正的中医正确使用。
红升丹和白降丹都是中医治疗癌症药物,在医宗金鉴一书里有红升丹和白降丹的炼制及使用方法。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汉医丛书。医宗金鉴这个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
医宗金鉴被四库全书收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医宗金鉴有很高的评价。
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教科书就被一再的翻刻重印。医宗金鉴全书共分90卷,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
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图、说、方、论俱备,并附有歌诀,便于记诵,尤其切合临床实用。流传极为广泛。
VIP卷 第七百一十七章 幸福指标
除了gdp,另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各类“幸福”指标。
设立幸福指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直接地衡量福祉水平。自由和财富可能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后者才是最终目标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询问受访者有多幸福,再比较各国人民的幸福度呢?然而即便这么做,也无法克服其他指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偏见。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否充分休息、受到尊敬、没有痛苦、时常思考——来让他们评估自己的总体生活满意度1,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伦理因素。
在调查中,以色列再次得到高分(位列第8位)。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以色列压迫邻国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同时,以色列人是否真能问心无愧地享受生活呢?
韩国在调查中的得分较低(仅排在第56位),但是其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韩国人勤奋工作,为了家庭成员牺牲了自己的福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得分更低,并列第81位,其原因也是类似的)。
韩国人没有选择更轻松惬意、更无忧无虑(即更为自私)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应该被扣分吗?
加拿大和美国得分很高(分别排名第8位和第14位),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是环境上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满意,那么他们的得分还应该这么高吗?
又有多少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担心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至与他们的消耗同等的高度,自然界将面临严峻挑战呢?
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lifeindex)衡量的是主观幸福程度。该指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3:完全没有将社会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列入指数体系。再次强调,“个人主义”的偏见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依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会有悖于道德。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正在不断探索更为综合的幸福指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受到佛教国家不丹启发而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不丹研究中心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并应用到不丹研究中,“在国民幸福指数中,幸福的定义不同于主流西方概念。幸福是多方面的——并不仅是主观幸福感,也不只是关注个人的幸福。
不丹首都廷布。一直以来,为保护不丹国内的天然风貌,避免外来不良风气的污染,不丹政府对旅游业采取封闭政策。
对幸福的追求是集体行为,尽管个人能够对幸福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国民幸福指数从9个方面衡量国民幸福:心理健康、时间利用、集体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持续力、生活水平、医疗保健、教育和良好治理。
尽管相比之前的各种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显然做得更好,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类福祉的社会和伦理层面,但是该指数并非毫无瑕疵。首先,国民幸福指数的覆盖面过于宽泛,难以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同的测量工作。
正如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所言,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数应该遵守“一个基本准则,即找到数量较少、能够操控的可量化的指标”。5另外,国民幸福指数和不丹的佛教传统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很难推广到其他国家:该指数甚至衡量了“一个人自我祷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以及思考‘业’、进行祈祷和冥想的频率”。
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指数没有考虑到有关人类福祉的所有关键的社会关系。它没有衡量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彻底的自给自足。不丹本身因为驱逐境内10万非法居留的尼泊尔族人,并剥夺其不丹公民身份而受到了抨击。7此外,国民幸福指数也没有考虑家庭关系。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