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微信去地府-第4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视之为理想的选择，以之为荣。

　　　　伍秉鉴是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超同时代的国人。现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伍秉鉴与美、印等国朋友的商业信函显示，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欧洲、美、印有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涉及铁路、证券、保险等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当代的投资家。

　　　　伍秉鉴在海外的投资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

　　　　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个人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羊城）费，伍氏交了110万元。金陵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在民族危难之际，伍氏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社会，对商人是否公平？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利坚。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华夏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VIP卷　第七百一十六章药之惑

　　　　新书今天已经寄给责…编啦，估计10号左右上传。

　　　　医疗改革的根本应该是让最广泛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一是尊重医生的医术，好医生和差医生用处方分级制度体现收入差距，譬如把医生根据医术从1级到9级分开；二是药品分级，特别是老百姓的救命药政府干预价格必须有售，对药店也分级细化管理。不能总是粗放的政策。不能让政策看起来很美老百姓却感受不到。双管齐下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医患矛盾。

　　　　因为贫困人口收入更低，他们对药物价格更加敏感，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因此将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是倒行逆施的。因此，多数国家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华夏并没有。增值税、关税一样不落。

　　　　1、who在药品定价指南中明确指出，基本药物不应该征收增值税；即便征收，也不应增加民众负担

　　　　国际上对药品税收问题是存在争议的，但许多国家都会网开一面，为病人减少一些负担，以免将病人逼入绝境。

　　　　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药品定价指南中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基本药物不应该征收销售税（营业税）和增值税；二是如果有些国家选择对基本药物征收销售税或增值税的话，那么对这些税收的设计要非常小心，不应增加群众的负担。

　　　　如对基本药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后，需要进行监测，确保节省下来的钱要让利给患者或医疗保险支付方，而不应该被药物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吸收或获利。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

　　　　2。多数国家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华夏并没有。欧洲平均药物增值税率为8。8％左右，中国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的数据中，明显可以看到多数受调查欧洲国家都对药品实行了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的政策。

　　　　英国（前提为药店购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增值税均为0％，在增值税率为25％的瑞典，对药品也进行了减让，瑞典药品增值税为0％。

　　　　此外，高税负的法国标准增值税率为20％，但对于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别只征收2。1％和10％的增值税。

　　　　英国和瑞士的标准增值税率分别为20％和25％，

　　　　这两个国家对于患者需求迫切的处方药都采取了免征增值税的措施。欧洲平均药物增值税率为8。8％左右，而华夏对药品则是和其它商品一样征收17％的增值税，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3。增值税外，还有关税。除抗艾滋等药物，华夏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进口药品还没有达到医院，价格就涨了至少20％

　　　　除增值税之外，华夏对进口药品征收的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药品价格。除了抗艾滋病药物和激素类避孕药物免除关税之外，华夏对于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

　　　　华夏免除药品进口关税的对象多是东盟国家和南美洲国家，但华夏进口药品主要来自印度和欧美，并不能享受免税。关税加增值税已经超过20％。进口药品还没有达到医院，价格就已经上浮了五分之一。

　　　　4。在贫困人群的家庭中，由于税收增加而使药品使用率减少的现象更为明显，处方药价格上升，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者goldman的调查，虽然处方药是患者治病救命的必需品，但是患者对于处方药价格的敏感性不亚于一般商品。

　　　　当处方药价格增加10％之后，药品的使用就会减少2％～6％，慢性病患者也变得不太能够坚持用药，治疗往往中断，通过药物治疗慢性病的起始时间也会推迟。

　　　　同时，因为贫困人口收入更低，他们对药物价格更加敏感，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降低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将会提高患者治疗积极性，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程度。

　　　　5。反而降低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将会提高患者治疗积极性，通常每减少处方药25％的税收，就可以增加5％－25％的需求

　　　　有研究报告指出，每减少处方药25％的税收，就可以增加5％～25％的需求。

　　　　2002年siman曾在非洲国家研究过减少税收对疟疾的影响。在使用杀虫剂浸泡蚊帐时，发现当杀虫剂的税收从42％下降到0％，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