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深处-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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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
他还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儿。“大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可能会读书，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没你‘聪明’，‘聪明’不一定会读书，就像有文化不一定灵魂高贵一样，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文化人有一个小市民的灵魂，而你是既聪明又灵魂高贵。”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记了10年。
后来他回美国继续读他的学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还给我写了好多特棒的“情诗”。他说他写的诗老在“韵”上，他不会不押韵，而在“韵”上就不能算好诗。我自视为文学青年，同样以诗回赠给他，同样地每一句收尾都在“韵”上，这很糟糕：
刚生下儿子，我是个人见人笑的大胖子。
穿一件雪白的毛线衣，
拿一张正方的小纸躲在角落里，
用诉不尽的思念折一只纸鸟寄给远方的你。
我把纸鸟放在唇边装进无数的吻，
又轻轻搂在怀里装进我心中的秘密，
带着我的嘱托，
带着我潮湿的梦，
带着那一段无声的乐曲
飞吧，飞吧，
但千万不要歌唱，
记住啊，
做我和他的使者，
你要默默地，
默默地。
嫁给英达
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然后，我作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举动：我铺开了那张虽已购买多年却依然如新的仿古地毯。那是一张漂亮的地毯，是英达的父亲托朋友买的。它常年卷在沙发根处。从前只有来了重要客人他母亲才会把它打开，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光脚。
我打开它的时候，英达的父亲还在看报纸。他吃惊地看着我，愣了半晌才问：“天天都铺着啦？”
“啊！”我坚定地，头都没抬。
“脏了怎么办？”他小声地说。
“洗！”我说。
“坏了怎么办？”他声音渐高。
“再买一个！”我动作麻利地收拾着。
“倒也是！”他嘟囔了一句，再没说话。
我把家里一个最大的黑衣柜里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从街上叫来了收购旧家具的小贩。
“能卖多少钱？”我问。
他敲了敲木头，摇了摇头：“不要。”
“5块钱你拿走。”我着急地说。
他还是摇头：“都是三合板，卖不出价。”
“不要钱。”我狠狠心，“送给你了！你拉下去吧。”他还是不要，他走了。这个衣柜根本没有后挡板，多年来它直接靠在墙上，里面的衣服都会蹭上白灰。我把它抬下楼，扔在了垃圾箱旁边。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终于可以不担心发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
“丹丹怀孕啦？”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问。
“当然！”我自豪地回答。
“多久了？”人家看我挺着肚子。
“1个多月了！”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
就这样，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英达在陕西拍《黄河谣》继续做他的副导演。戏还没有拍完，英达就回来了，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英达果真在写了，而且非常认真，然后很快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撤了。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一定工作特别“认真”，一定显得特别“聪明”，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跑这儿来指手划脚。他不走，我们走！”一定是滕导没招了，怕戏拍不下去，就想了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把他先发配回来了。尽管情理上是这样，我还是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请你转告滕文骥，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
1991年，我和英达在《爱你没商量》
我不知道那个制片主任是怎样转告滕导的，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一封滕文骥的来信，字迹很工整，两页纸，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君子分手不带脏字儿”。
那时候英达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从中学、大学到出去留学他都没有走出过校门，没有接触过社会。他常常会喋喋不休地显示他的记忆力和他那些“无用的知识”。如果一群人在谈论一个观点，他一定会找出一个人来争论。我永远为他捏把汗，因为最终他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而对方会很下不来台。如果一大桌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常常会踩他的脚或掐他的腿。
“你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呢？”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抱怨，“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别人‘聪明’一次？”
“我不行！”他说，“我不能眼看着那个人企图踩着梯子和我一边高。”当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去改变他的时候，我就改变了策略：“英达没有社会经验，他不大会为人处世，但他人特别好。”我常常会告诉第一次见他的人。
不过几年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自然成熟了许多。他在离婚前还经常对我说：“我成熟了吧？现在你不替我捏把汗了吧？”1990年3月20日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剖腹产下7斤1两重的儿子。那时候我以为孩子得有个八九斤重，因为我的体重已经180多斤，我胖得谁见了都哈哈大笑。当医生把孩子剖出来，我听见儿子的哭声的时候，我想我的肚子还开着大口子。我用虚弱的声音，忍着疼痛让医生帮我数数孩子的脚趾够不够10个。生一个健全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小人儿是那么不可思议！听我妈说在手术室门口当英达听说果真是儿子的时候，他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墙。
聪明绝顶的“觉皇”
孩子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和一座两层小楼。我从未想过不要孩子和生孩子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在怀他6个月的时候，我演了小品《超生游击队》，一下子大红起来。生下孩子34天，我开始四处奔波忙于演出挣钱，五六天回来一次，每一次孩子都大一圈儿。我把挣来的钱用来装修我们的新家。看着我那样辛苦忙碌，英达曾对我说：“丹丹，我今天花你1分，将来还你1万。”话虽是这样讲的，但他却依旧整天在家里睡觉，自称“觉（教）皇”。每天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午饭，吃完午饭说：“天那！太困了，我必须去睡一会儿了！”眼看着他一天天胖起来，我十分严肃而气愤地跟他谈了一次话：“我不在乎你是否成名，也不在乎你是否挣钱，但你现在已经做了父亲，你得做事，人不能不工作、不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