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深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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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初恋情人结婚在现代社会所占的比例极小。命里注定我们不能做夫妻。
　　1983年的一天，我和他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已经相爱了5年，这5年中他大哥、姐姐和二哥相继到美国去了。我从未想过他会走，因为他从未对我说过。我们那天依旧吃着他爸爸做的一大锅土豆炖牛肉。记得他爸爸常常会在肉里面放几个鸡蛋。鸡蛋在肉锅里炖久了，味道特别丰富。我们可以一人分到一个，吃得热火朝天。在我把鸡蛋刚刚放进嘴里没咬的时候，他妈妈说：“小钢，明天用你刚办的护照去友谊商店买瓶色拉油吧。”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商店就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进，而中国人持护照才许进。街上的商店里还没有进口商品，中国还不生产色拉油。无法想象我那口鸡蛋是怎样咽下的。我只记得不听话的泪水扑簌簌流下来。我没说话，离开座位到别的房间去了。
　　那一天我才突然明白，他从来没把我们的命运看成是在一起的，他从未想和我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于是，我决定分手。我知道不能犹豫，我要他看到我多么坚强，因为我觉得我受了“骗”。那时候出国太难了，去美国就意味着泥牛入海。
　　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他将来回国时的情景。当然应该是老年，白发苍苍，无论什么季节都应该穿西装，衣锦还乡走在北京杂乱的胡同里，摘下金丝眼镜找门牌号码，问有没有个叫“宋丹丹”的老太太，原先住在这院。当然，我应该已经是满脸皱纹，梳着髻，牙齿一个都没了，坐在路边晒着太阳。我们应该对视很久，彼此寻找着熟悉的痕迹，空气里应该飘着电影《第二次握手》的主旋律我给他写了绝交信，告诉他我不能再见他了。他曾说过我心狠，他也为我哭过。
　　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他1994年回来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名演员”。有一天在中央台做节目，我遇到了我俩共同的朋友孙淳，他告诉了我袁钢的电话号码。
　　我们约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见面，老远见他晃晃悠悠走过来，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初恋的感觉。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谈论彼此的情况，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我们心里明白，时间已经把一切都送走了。
　　无论你经历了多么美丽的情感，虽然你也许认为“这次太不同了！”
　　“肯定永远不会分开了，因为我会活不下去。”只有你到了中年，或许到了晚年，才明白时间是多么残酷的东西，它把曾让你心碎让你失眠、让你坚定不移地确信永不更改的生活变成一个个梦，似真似幻，遥远而模糊，而人永远生活在今天，今天才是现实。
　　为他守口如瓶
　　对任何人，我都不曾透露过那段往事的印记，因为我答应他绝口不提。
　　结束了初恋以后，我为了摆脱阴影，很快和另外一个认识了很久的男孩走到一起，恋爱3个月后闪电结婚。那年我24岁。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我们就分手了。办完离婚手续我们一起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在饭桌上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丹丹，我跟你结过婚，娶过你做我的老婆，已经很幸福了。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答应我。”
　　“什么？”我看着他。
　　“将来如果你有名了，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永远别提我的名字。”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履行着承诺。直到今天，我不想再守口如瓶。因为我尊重他，尊重那段短暂的历史。并且我相信假如我们还能重逢，他也将不再执守年轻时的意愿。
　　那一年我们甜蜜得发腻。每天晚上，如果我先到家，没看见他，就沿着他回家的路去迎他。反之他也会去迎我。丝毫不觉累，更一点儿不嫌麻烦，只要能早一分钟看见对方，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第一次结婚时我其实还是个孩子。
　　他很憨厚。在他心里我聪明绝顶。
　　那年他在读夜大，一天早上临上班前，他惊呼一声：“哟，坏了！下午语文课老师让交一篇作文，我忘写了！”我觉得他太大惊小怪，“什么题目？我在家帮你写一篇，你拿去交差不就行了？”他告诉我题目叫做《秋天》，于是整个上午，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我一直感谢爸爸把文学修养遗传给了我，这类文章我向来驾轻就熟。
　　中午，我急急忙忙把写好的作文拿给他，他一边吃饭一边心不在焉地誊抄下来。
　　等到第二周的这一天，他们的语文老师——一位北大中文系教授在课堂上点评作文。
　　“在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的作文达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他写的是自己在秋天里怀念一位老师”老师讲了很多文章中可圈可点的细节，他却一脸茫然，心想这是丹丹写的那一篇吗？
　　“我在北大教过这么多学生，还没有人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我给他打了96分。”等到作文发下来，他看到稿纸右上角果然写着一个鲜红的“96”，先是一阵狂喜，很快就又发起愁来，愁的是既然老师对他如此印象深刻，将来的作文他是没法自己写了。
　　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北京晚报》，真的发表了。我用了一个笔名叫做“小舟”。一来“舟”里包含着一个“丹”字，二来“舟”与他的姓氏“周”同音。那时候做任何事都一定要留两个人的痕迹在一起。
　　后来我们之所以分手，大概是因为再没有更多的缘分让我们继续共度更长的时光。现在想来每恋爱一次就建立一次婚姻并不太明智，但在那个年代、那个年纪，我能作出的选择无外乎此。因为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床，自己的桌子，我想白天黑夜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不被打扰，无需躲藏，不必为了几天一次的见面仓惶等待。
　　分手以后他便消失了。各种机缘巧合让我遇见小学同学，遇见儿时邻居，遇见聚会时偶然相识的朋友，甚至胡同口卖冰棍的大嫂，唯独没能再遇见他。
　　不知他将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离婚后一年多，我遇见了英达。在我的三次婚姻中，英达这一段总好像不可触碰。然而既要写我所经历的过往，与他共同走过的10年便无法回避。他比我大49天，我们27岁相爱，37岁分手，共同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光阴，从浪漫无忧的青年走到心事重重的中年。
　　分手时我曾经试图出一本书纪念那段旅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当我同意了出版社的约稿，便又将那些尘封近10年的手稿找了出来。
　　重温以后我惊讶无比：时间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心情，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假如当初没有记录下来，那段婚姻在记忆中将只余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所以我庆幸我写过并留下了这些文字。
　　但面对这真实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的历史，我又犹豫了。无论初恋，还是第一次不为人知的婚姻，想来我已十分淡然。而与英达共同生活的这一段却因当时正沉浸其中，色彩显得格外浓烈。如今我们已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太远，再没有任何重合的足迹，翻回旧的一页是否仍有必要？是否会打扰别人的生活？更何况，即使一起走过的日子，他的记忆和我的记忆又能完全一样吗？
　　我不知道我应该仅仅留下那些故事，淡然地叙述，筛去彼时心情，还是应该保留既然已经保留下来的一切。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留给自己看，让自己记住曾经走过那样一段路，那么温馨那么动感情，还是应该说给别人听，告诉别人现在我早已不疼了，不在乎了。
　　最后我决定尊重历史，将逝去的那一段复原。所以现在的有关英达的文字大部分仍是出自10年前的我之手。
　　当然，在我们各自度过了又一个10年后回头看，37岁还是太年轻，那时的心境极端而热烈，红太红，黑太黑。于是只有到了一切都已平静的今天再去回首那段往事，冷静地，客观地，泰然地，看到的才是它本来的面目——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其他可能，海可枯石可烂，抑或新人笑旧人哭，其实不过是一个“缘”字。
　　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每一次爱都是惊心动魄的
　　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