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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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法国舆论充其量只是作了防御战的打算。它由于害怕遭受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伤亡而苦恼着。它由于一些人越来越怀疑法国军队的效能，另一些人又从贝当和魏刚所宣扬的法国军队无与伦比的说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对马奇诺防线寄予幻想，以为这条防线从瑞士一直延伸到海边，可是实际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时国境和法国边界接壤处为止。正当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笼罩天空时，贝当却在一篇长长的序文中向公众推荐肖维诺将军的《入侵还有可能吗？》一书，该书声称修建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速度将被证明较之它们的被炸毁更迅速。
军队的理论是以1936年8月12日刊行的《大部队战术运用操典》一书为依据的，该书是由乔治将军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它代替了由贝当编写的1921年版的《操典》。1936年的《操典》断言：
负责编写本操典的委员会并不低估（自1921年以来）在战斗和运输手段领域取得的进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属于技术性质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地改变它的前驱者在战术领域所确定的主要规则。因此它认识到，在胜利之后不久由刚刚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的杰出将领所客观地确立的理论体系应该继续成为我国大部队战术运用的根本法则。
这段文字在暴露自满情绪的同时大概也泄漏了同样程度的沮丧的忧虑心情。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知道，他们最早必须到1940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飞机大概还要迟一些，要有经过训练而能使用这些军备的军队，那就更要推迟一些时间了。他们知道法国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军队尚未得到在德国一旦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时便能按计划迅速进军低地国家所必需的装备。
让·吉罗杜在1939年回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1815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是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久的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象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1934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
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又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传统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那样，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发生此种两极分化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疲惫、沮丧和在国内事务上的分裂等现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国军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义的增长也是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迭遭挫折和暧昧不明。当法英美三角同盟流产后，法国在深感失望之余发现英国的战后情绪是不可能结合成欧洲和平组织的，无论是按日内瓦议定书的方针（左翼的理想）或按大陆联盟的方针（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其结果就缔结了折衷的洛迦诺公约，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德国，这在三十年代业已日趋明显。
当法国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些新国家或大为扩大了的国家的紧密关系都已在松懈时，洛迦诺公约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还有其他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渴望安全并非出于俨然以领导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态度。法国的稳定和自足的经济，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资本或市场吸引力上都不能为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农民国家提供它们需要从一个大国获得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推动力。这里产生的问题和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相类似。最后，法国在其盟国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并不是象很多法国人所想象的那种性质了，当它的失效被发现后，便激起一阵辛酸和失望。不仅有关国家的讲法语或读法文的这一阶级正处在社会和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就是法国的文学艺术，从任何国家大多数居民的观点看来，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成了世界上最高深莫测的事物了。在波兰、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德国商业兜销员，没有必要去和他们的法国同行相比，即便同法国的讲师及外交官相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较高的发展水平，就可以作为更易理解和更为恰切的楷模。
唤起法国舆论注意法国的东方联盟已在削弱的第一个具体事实是1934年1月的德国…波兰条约。不过法国已为它自己放弃早先的立场作出了先例．因为它已在1933年参加了墨索里尼提议的四国公约。失去的阵地可以收复这一点从巴尔图出访小协约国的各个首都时所受到的接待中已经表明了。但巴尔图被谋杀所造成的局势，不但对法国的盟国，而且对法国的舆论，都带来了最严重的灾堆性后果。他的继任者是赖伐尔，从理论上讲赖伐尔是在推行其前任的政策，但在事实上，他却在竭尽全力地通过与德国达成谅解而谋求另一条途径，从而勾销他的前任的政策。直率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从此开始便很快地失去其有价值的意义了，它们也就随着乔治·博内向他的选民们所作的解释（即法国从未背弃捷克斯洛伐克）而化为泡影了。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法国的盟国都不再知道法国的立场究竟如何。直到大战实际爆发为止，除勃鲁姆政府外，历届法国政府都以此种令人泄气的暧昧态度为其特征。但在法国人看来，英国的暧昧行动同法国的行动完全一样，英国居然能在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从而宽恕了三个月前德国公开破坏凡尔赛和约的一切军事条款的行动，而且使法国外交为促使斯特雷扎协定成为现实所作的努力全归无效。
在此刻，既有法英联盟与法国力图在德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有第一个目标与必须防止德国在法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相似的矛盾。首先，法国右翼所得出的信念是，英国要求制裁意大利是硬要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给法国加上一个敌人。两年以后，法国的左翼又觉得英国坚持不干预西班牙内战，既是强使法国蒙受道义上的耻辱，又是在比利牛斯山给法国安上一个敌人。
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发生过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一事，法国未能进行干预。英国也未支持法国进行干预。因为这一事件是法国批准法苏条约而引起的，英国不作出反应就成为英国拒绝支持法国在欧洲大陆寻求盟国的又一例证。但在这一事件中，法国自己的“坚决拒绝”对它所产生的反作用却有着最严重的后果。法国失去了由它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后机会，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在几个星期后即将举行选举。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民主的不真实性没有比这一回暴露得更彻底了。在法国批准了同位于德国东面最强大的国家结盟的条约以后，法国就失去了为任何东欧盟国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法国事实上只剩下了一个盟国，而这个盟国自己也承认，一旦战争爆发，它不可能象1914…1918年的战争那佯，在头三个月中当法国伤亡最惨重时就提供那么多的军队。
在此后剩余的和平时间里，对于法国再一次要堵住德军第一次冲击的想法，就象一剂毒药在法国人心中翻腾。在意大利危机中，英国人看来也不了解，如果制裁引起了战争，那末在英国人可以从容不迫地征调其军队的同时，法国却非动员其全部壮丁不可了。无需德国人从旁说明，法国人自己也会想到，英国是要等到法国剩下最后一个人时才作战。这种想法不幸而又轻易地掩盖了法国自己的衰败，所以当奥地利被吞并和苏台德区德国人根据萨瓦和尼斯的类似情况提出要求时，法国便以尽瘁于道义为借口而采取无所行动的惯例了。在1938年9月的阴暗日子里，伦敦人正在公园里挖防空壕，巴黎人则在应征入伍时甚至连军用靴都不够分配。弗朗丹在1936年德国兵团开进莱茵兰时还主张采取行动，这时他却在街头海报上宣称战争是罪恶的愚蠢行为了。二十年的外交，二十年的政治，二十年的一群又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