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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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在成立拟议中的新政权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首先，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反对在日本的保护下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汪精卫本人。它希望把日本的控制范围限制在以黄河为界的一片地区，并使这片地区脱离中国其余的地区而独立。汪是广东人，在北方华人中没有重要的追随者，而北京的日本当局则一直在努力说服从前的吴佩孚大帅东山再起，来领导“临时政府”。吴是一个武夫，他的名望一度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始终拒绝替日本人当傀儡。他在1940年2月去世，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希望落了空，同时也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华北的日本当局无可奈何地默认了汪政权。
而且，还有一个比华北日军当局的“地方主义”甚至更大的困难。这是由于日本政府与汪精卫“国民政府”之间将要商定的媾和条件的性质而产生的。这些媾和条件实际上是要作为引蒋介石上钩的诱饵。东京方面希望这位大元帅能设法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他仍然顽固不化，那末他的追随者中就将有许多人转变立场，使他势单力薄。东京政府的支那事务局局长柳川将军明白地表示了这一意图。1940年2月，他告诉日本国会说，一旦重庆政府或是要求议和，或是同意并入（汪的）新政权，或是愿意同新政权合作，日本同中国之间的和平就来临了。
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想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媾和的条件就必须有所节制。日本政府尤其需要认认真真地履行近卫亲王在1938年许下的诺言，中日经济合作将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将不得不放弃它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工业和交通实行垄断管制的政策。阿部大将本人似乎是理解这一点的。在当临时首相之前，他曾经声称，日本的错误在于要求中国对它效忠，而不是要求中国进行“真诚的合作”；他还把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慷慨大方”，同日本对待中国的“度量狭窄、吝啬小气”作了对比。
汪精卫及其同伙，尤其是汤良礼和周佛海，在他们在上海办的报刊上，偶尔也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例如，汪在他办的《华中日报》1939年11月23日的社论中，断言日本单靠自己不能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断言日本在东亚确立其领导地位的前景，取决于它能否以英法同中国进行合作的那种精神来同中国合作。他还说，除了在蒙古的驻军外，日本军队应全部从中国撤走，中国的经济权利应保持完整独立。由于汪已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他个人的意见对日本人起不了多大的影响，而人们却认为，他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怂恿才这样写，以间接地对驻华日军施加压力。意味深长的是，日军在上海的发言人对汪的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且清楚地表明，汪的要求超过了日本军方准备作出的让步。
驻华日军总司令是西尾大将，他的参谋长是先前在平沼内阁中担任陆相的板垣将军。另一个权势人物是影佐中将，他领导着驻南京日军的“特别课”，是当时南京傀儡政权的真正主子。1939年11月24日，据说东京政府曾派一个密使到南京见西尾和板垣，向他们传达了政府对于媾和条件的看法。在东京方面，陆相说明了即将采取的对华政策已于11月1日由支那事务局决定。18日，首相说，在中国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但是，此后在外表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直到12月24日，阿部大将告诉新闻记者，汪精卫同日本政府的谈判这时已告完成，并再次说新的中国政权不久就将成立。1940年1月4日，驻华日军代表据称已带着他们的“基本媾和条件”到了东京。据说，日本内阁会议在第二天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将意见告诉了支那事务局，由该局在7日通过。1月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提到先前在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3日对日本在中国的目标所作的解释，说汪精卫的目标“同日本的明显意图是完全一致的”，日本政府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成立和扩大拟议中的中国新政府”。但是虚弱的阿部内阁已在摇摇欲坠了。它在1940年1月15日倒台；新任首相是海军大将米内，他在1939年间曾坚决反对板垣的与轴心国结盟的政策。据说两个人因此而互不理睬。
与此同时，汪精卫的两个追随者陶希圣和高宗武背弃了他，于1月13日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他们在香港版《大公报》上公布了一个协定，说这个协定是汪精卫和影佐中将在1939年12月30日缔结的。他们还发表了汪同日本人来往信件的抄件，汪在信中要求从关税收入中提取四千万美元，把长江重新向各国航运开放。日本人对后一个要求表示反对。1月23日，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说，陶、高两人已把协定的影印本送到了重庆。两人说，汪把他同日本人达成的初步协定给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这才认清跟随汪是多么错误，于是就把协定书影印下来送到了重庆。协定条款规定，中国将承认满洲国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日本将在两年内从华中和华南撤军，条件是新政权要对这些地区取得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内蒙和华北，日本将常驻军队；在内蒙将成立中日联合行政机构；华北将成为半自治区。海南岛将由日本永久占领，同时在全中国，日本人将在开发矿产、发展工业和经营交通方面拥有特权。
上述条款公布以后，在自由中国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汪和日本人显然都很为难。支持汪的人说，陶、高两人透露的胁定文本并不是最后的正式协定，只不过是日本人提出的初步要求；汪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已获得修改。但是，陶、高这两个以前支持过汪的人却断言，最后的协定除了在两项条款上稍有更改之外，和他们公布的那个协定完全相同。
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风声泄露以后，其后果是坚定了重庆政府不同日本媾和的决心，使许多动摇不定的中国人决意继续忠于合法的政府。汪在1月16日曾再度向那位大元帅呼吁，要求他在近卫声明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蒋介石在向全国军民发表的声明中作了答复，他痛斥汪是叛徒，声称同日本达成的这个协定要比1915年5月的二十一条“十倍地致人于死命”。
2月1日，米内海军大将告诉日本国会，处理中国事件的“基本政策”仍然不变，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新内阁的外相有田说了同样的话，他还说日本以及中国的新政权都无意消灭第三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2月2日，国会会议由于改进党领导人斋藤隆夫对军方在华政策展开了毫无隐讳的抨击而活跃起来。他的发言记录有些部分虽被禁止发表，但是泄露出来的内容已足以说明他的主张。他问道，中国事件还要持续多久，假定近卫所作的日本不强要中国割地赔款的诺言实现了，那么日本的流血牺牲和财富损失将得到什么报偿。他说，在欧洲，“建设新秩序”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征服和破坏，他问，近卫的几项原则是否真正表达了政府对华的全部意图。他发言的用意是指军方事实上正在试图使中国屈服，而不善于认真玩味近卫声明中那些中听的话。
日本政界和外交界有相当多的人与斋藤有同样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在同英国大使及其美国同僚约瑟夫·C·格鲁私下会晤时曾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克莱琪和格鲁都希望，这种情绪能增强到足以使日本政府结束对外国在华权益所作的军事干涉，并向中国提出媾和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放弃以建立东亚新秩序而体现出来的全部政策，放弃组织一个经济集团的观念。这样一种发展，将结束西方民主国家与日本的对抗，从而可能使日本不致渐渐投入德国阵营。
美英两国的使节竭尽所能促进日本方面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改变，自然是一种稳妥明智的做法，但是，阻力非常大，或许竟是无法克服的。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内蒙和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占有统治地位，是同苏联作斗争的一个必要的预备措施，因此，一项解决办法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给日本，是不会为日本军界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意见所容忍的。日本在1937年之所以同中国开战，正是为了取得这个统治地位，如果得不到这种统治地位，军方在国内就将威信扫地。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默许这些地区被永远分离出去而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于是，在华北开始的这场斗争，就扩大到了全中国，因而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那些鼓吹日本通过一个卑躬屈膝的中国政权来实行对全中国控制的人们，不无一定的道理。如果日本只占有华北，而把中国其余的地方留给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一旦日本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这个政府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此外，尽管日本的某些金融和政治集团在私下可能表示如何不满，它们却不敢公然站在反对军方的立场。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而在斋藤事件的结局中再度得到证实。斋藤只不过是在国会中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军方却非要他受到惩罚不可；同往常一样，军方得到了胜利。斋藤被迫退出改进党，3月7日，又被逐出国会。陆相畑大将重申了在华建立新秩序的意向，他说，为此目的，已经有十万名日军献出了生命。3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宣称日本已经坚决而明确地制定了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保证众议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圣战”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青岛正举行着冗长的会议，处理拟议中的“国民政府”与中国沦陷区已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汪的政府虽然把所谓的南京维新政府的班底并了进来，但是他对华北的傀儡政府却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