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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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要求德国人“暂”不坚持要立陶宛割让这块领土。既然这样，里宾特洛甫就要求莫斯科秘密交换信件，进一步肯定：“万一苏联派出军队进驻立陶宛”，将不占领这块领土；而且，苏德协定有关这一部分的实施日期，应由德国政府选定。关于这两点，莫洛托夫在10月8日致舒伦堡的信中作了肯定答复。
于是，维尔纽斯市及其周围地区，就根据莫洛托夫和乌尔布希斯10月10日签署的互助条约“转让”给了立陶宛。苏联军队在这一日期之前已从维尔纽斯撤走。10月28日，立陶宛军队开进了这个怀念已久的古城。当时流亡在外的波兰政府提出了抗议。对它来说，维尔纽斯依然是一个波兰城市，有着许多波兰民族的古迹和传统。至于建议把立陶宛领土转让给德国一事，德国驻考那斯公使告诉立陶宛政府，德国政府还来不及考虑到修改边界问题。
苏联…立陶宛条约使苏联有权在立陶宛保持一支不超过两万人的军队，军队驻防的具体地点没有规定。条约规定，在一旦遇到对立陶宛构成侵略威胁，或通过立陶宛领土对苏联构成侵略威胁时，双方再共同协商。这项条约的期限为十五年，不同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条约的期限为十年。在其他方面，这一条约和上述两个条约完全相同。同样，也包括一项商业协定，期望大幅度增加缔约双方之间的贸易额。
10月下半月，红军和俄国空军在这三个国家驻扎下来，从而对东普鲁士与芬兰湾之间波罗的海沿岸有效的陆、海军控制得到了保证。列宁格勒往南的通道，在十月革命以后曾一度受到尤登尼奇将军和别尔蒙特…阿瓦洛夫的白俄军队的威胁，这时排除了潜在的侵略。有谣言说，正在计划建造一道针对东普鲁士的“马其诺防线”——援引当时的术语。
苏联的行动首先是根据战略考虑确定的。这与1939年夏天斯大林对英、法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据丘吉尔回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白俄政府在1920年也曾坚决认为，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基地对于保卫俄国首都是必要的。苏联在此事发生后不久，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庆祝11月革命节的集会上对武装部队的讲话中声称，俄国军队驻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是为了这些国家的安全，也是为了苏联的安全，而不是去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舒伦堡于1939年10月3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在谈到把立陶宛的那条狭长地带转让给德国一事时，建议这一行动应推迟到“苏联实际并吞了立陶宛之后……；关于立陶宛的安排，原先是根据这个主意作出的”。舒伦堡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的主意，是否就是苏联统治者当时的主要考虑，值得怀疑。看来，更可能的是他们考虑到军事方面。固然，莫洛托夫与门特斯谈判时提到了彼得大帝。但是，以其“惊人的军事知识和记忆数字的本领”而给门特斯留下印象的斯大林，考虑得更周到，话也说得更直言不讳。他在谈到英国“企图”把瑞典卷入战争时，就预言战争将是长期的，而且牵涉面甚广，尽管此时正是闪电战在波兰迅速得到成功的日子。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形势，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始终存在差别。”接下来，他的话变得更为清楚明确。他说，德国进攻波罗的海同家是可能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但是不能因此而有恃无恐。我们必须及时作好准备。谁要是无所准备，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此时苏联政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看来是安全，而不是扩张。然而，由于考虑到与德国新建的友谊，苏联把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暂时解释为防备英国可能采取行动的对策，同时仍然强调尊重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讲话中说：“所有……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将实行苏维埃化的胡言乱语，只能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有利于一切反苏的煽动者。”
可是，这种新的友谊并未驱散莫斯科的疑虑。德国向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沿岸派出几艘海军舰艇以控制商船运输的计划，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根据与德国达成的谅解，这一地区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苏联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此外，这一军事行动也可以认为是德国亲芬兰的表示。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针对商船运输的战事——尽管这场战事是合乎需要的——限制在波罗的海瑞典海岸的一边。柏林答应照办。
因而，直到那时为止，波罗的海国家还没有明显的要被并入苏联的威胁。但是时代的症候是清楚明白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象老虎钳一样把波罗的海国家夹在中间。寄托于苏德协定而幸存的希望，就和这个协定本身一样虚幻。当这一时刻终于降临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头上时，它们在1939年5月31日与德国缔结的条约便全然失效。当苏联对它们提出要求时，它们没有从德国得到丝毫支援。至于立陶宛，德国作了一个软弱元力的表示。但是，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的代表必须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决定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谈起在莫斯科的经历时说）讨论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任何牵制和约束。只是在讨论快结束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现出有些不耐烦。拉脱维亚总理门特斯讲到他自己在莫斯科的会谈时说：“既没有草率从事，也没有威胁恫吓。”可是，除了签字，也别无选择。
然而，直到1940年5月德国在西欧取得的胜利使苏联政府改变其政策以前，看来俄国满足于在要害地点保持军队和控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关系。苏联驻军的生活与当地居民完全隔绝。他们纪律严明，不干涉内政。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两人都是强烈反共的，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共产党的活动也没有得到鼓励。在这期间，三国得以和德国进行数额相当可观的贸易，从而取代了过去对西欧的出口。
在德国人方面，他们忠实履行了与俄国人达成的协定。尽管对苏联未来的计划忧心忡忡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们在威廉街偶尔也能找到一些愿意听他们诉苦的人，但他们的忧虑不得有损德国与克里姆林宫的友谊。在德苏这种关系上的一个痛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上，已达成了谅解。他们将同波兰苏联占领区的德意志人一样，“返回”德国。
这些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住了已有大约七百年之久。自从十八世纪初爱沙兰和利夫兰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他们为沙皇政府提供了干练的军人、行政官员和外交官员。但他们仍同德国保持着联系。德国人把他们当作德国在东方势力的“堡垒”而同其夺取“东方空间”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这些人在俄国当然不再起作用了，而在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随着领导阶层中非德意志血统的人士不断增加，这些德意志人也不再起作用了。二十年前进行的土改的结果，他们当中的大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其中有些人移居德国，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城市中的德意志人中产阶级，依然在工商业以及从事脑力劳动和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中保持重要的地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尤其如此。
波罗的海国家德意志人的离乡背井，这时符合纳粹政策的模式，而且是迫使其符合的，纳粹的政策是主张用这种迁移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声称：“在我们的时代，在民族一体化和种族优越的思想已经获得胜利的今天，希望有可能简单地同化这个优等民族的成员，只是空想而已。”德国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立刻接到指示，要他们通知这些国家的政府，全体德意志族人民和德国侨民受到德国的特别保护，所在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必须运用一切手段为他们尽快返回德国提供便利。接运他们的船只已经派出。为了保护这一行动，海军舰艇已在但泽升火待命。
莫斯科对德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慌张”的移民运动感到吃惊，它觉得这将“危及”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可是柏林否认这一撤退举动与苏联采取的措施有任何关系。里宾特洛甫申辩说，撤退工作毫不“慌张”，而是“十分平静、井井有条”地进行的。他说，德国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出于担心俄国人可能对德意志人有所举动，而是因为需要对占领区内荒废的田园、商店或车间补充人员，以及希望消除与莫斯科发生潜在冲突的因素，因为当地居民对这些德意志人的态度，有时含有敌意。莫洛托夫听了这一解释以后——据舒伦堡报告——显得“多少放了点心”。
按照德国政府与波罗的海三国谈判达成的协定，居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稍后还有居住在立陶宛的德意志人将被取消所在国的国籍，并应于1939年12月15日前离开其家园。他们可以随身带走属于个人的物品，但其他财产——公债和股票、不动产、商业资财、资本等等——则由一家专门设立的德国公司——移民信托股份公司接收，将来由这家公司偿还。到这时遣送的人数已超过十万。其中大多数重新定居在瓦尔塔地区，战后，这块地方重又划归波兰。
1940年初夏，正当德国征服西欧大陆之际，莫斯科突然改变其政策，决定把苏联的边界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南方的边界也同时推进到多瑙河口。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已置于战备体制之下。德国方面没有认真反对的表示。苏德条约依然在开花结果，但一方面克
